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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怎样正确处理“坚持”与“发展”辩证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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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2-01-21 11:47

  以改革开放为显著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在思想理论建设中不断碰到一个十分现实又必须十分谨慎地处理的大问题:既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历史任务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正确地处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就不能既大胆又稳步地前进,就有可能在“左”的或右的方面误入迷途。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科学著作,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的过程和经验,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并进而正确地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极有裨益。

  一、“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两大任务

  在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关键时刻,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①第二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根据新的实践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内容,也是这个意思。他还特别指出:“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而且提醒我们:“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②

  我们注意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包含着两个互相联系、有机统一的重要内容:

  其一,就是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是邓小平向志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任务。在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四人帮”进行正面交锋的时候,他已经提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③他强调不能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多次强调,“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④因为在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时,他和罗荣桓同志一起就同林彪作过斗争;在“四人帮”猖獗地推行形而上学时,他又同“四人帮”进行过斗争;在粉碎“四人帮”后,看到“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阻碍了拨乱反正的展开,他更深切地认识到正确地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明确地说道:“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⑥

  其二,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拨乱反正的时候,注意到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即没有能够解决不同于过去革命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⑦因此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任务。并且在1979年3月底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明确地指出:“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在他向理论工作者提出这一重大任务时,还具体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像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还说过:“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⑨在这之前,他还注意到在世界范围内“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⑩,等等。他要求我们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这些新情况,解决这些新问题,就是要求我们像当年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发展马列主义一样,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上,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从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方面的任务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任务。那么,“坚持”和“发展”是什么关系呢?显然,“坚持”是为了“发展”,“发展”是最好的“坚持”。只有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解决了今天的新问题,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就坚持了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后,不能像“古董鉴赏家”那样,只会赞其好,不会用其理,只会保养它,不会发展它。科学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为了坚持它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同新时期的新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最懂得只有发展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对此,他说得十分明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如果那样,我们在去年用大半年时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1)这就是党中央提出的“崇高任务”中最重要之点。

  这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意义”问题,也就是作用和目的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进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要澄清思想路线上的主观主义迷误,坚持和维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坚持和维护“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倡导的马列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说,如果仅仅守着这些正确的观点和原理,而不去研究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不去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我们坚持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为坚持而坚持不是为维护而维护,其作用和目的是为了“有的放矢”,即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去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具体实践之“的”,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找到新的实践的规律,发展毛泽东思想。而且,只有这样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去研究新情况,不去解决新问题,即不去发展毛泽东思想,那就不仅仅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及其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而且会由于其僵滞而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会由于其陈旧而脱离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从而最终扼杀其自身发展的生命力和活力,失去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因此,党的理论工作者如果不懂得这一点,或者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感兴趣,或者不善于在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发展毛泽东思想、在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严重的失职,就会危害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整个党的事业。

  二、“实事求是”是联结“坚持”与“发展”的纽带

  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而且亲自领导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完成这一崇高任务,进行了卓越的工作。首先,他在领导拨乱反正时,坚决地批评了借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并且领导党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权威的形式,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与此同时,他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进一步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到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问题中去,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新理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评价的:“他的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不仅领导我们的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还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12)

  考察邓小平同志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秘诀”,就是他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在许多理论家争论不休、难以统一的“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中,邓小平同志却解决得十分得心应手,其原因即在于他认为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符合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新理论。

  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应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指导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民主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和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同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曲折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其“外围”由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论断、具体原理构成。这些论断和原理不仅有其层次性,有的覆盖面比较广泛,有的覆盖面比较有限,而且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论断、具体原理之间有其联系性,各种观点相辅相成,形成网络联系。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体系,我们即可发现,在其“外围”各种具体的论断、观点、原理的内层,始终贯穿着一个根本的原则。或者说,这个体系有一个“内核”,它既是“外围”各种具体的论断、观点、原理提出和形成的依据,又是联结这些具体的诊断、观点、原理的纽带,还是在“外围”创造、增加各种新论断、新观点、新原理的策源地。这个内核,就是邓小平同志揭示的“实事求是”。他把它称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13)。

  邓小平同志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拨乱”就是清除和批判林彪、“四人帮”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所鼓吹的各种谬论,纠正毛泽东晚年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各种错误;“反正”不仅是要返回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外围”的那些具体的论断、观点、原理上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返回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内核”即实事求是原则上去。1977年9月19日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如何看待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圈阅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时,即如何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时,他讲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14)这里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最重要的,就是要认清和掌握“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原则。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又一次论述了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15)因此,党中央在起草和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不仅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理论内容,而且专门阐述了实事求是和同实事求是相联系、相统一的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邓小平同志强调要认清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这一“内核”,就是因为只有确定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头脑才能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中解放出来,我们的双脚才能迈进活生生的革命实践中去,我们的双手才能去触及现实生活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为毛泽东思想赋予时代的新内容。邓小平同志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16)一般我们都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段,称为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阶段,同时把这一决议通过后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作为全面改革开始的起点。为什么先有“拨乱反正”,后有“全面改革”,就在于全面改革需要思想的准备和其他各方面实践的准备,拨乱反正所重新确定的实事求是原则为全面改革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所以邓小平同志一再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7)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因此,要全面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关键就是要学习实事求是,掌握实事求是,应用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

  三、原则的丰富,政策的选择,体制的创新

  怎样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为思想武器,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完成“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才能完成的理论研究任务?

  邓小平同志从互相联结的三个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

  一是坚持原则,丰富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理论创新的重要任务。他一方面针对林彪、“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扭曲和破坏,针对拨乱反正中出现的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以非常鲜明的态度和语言,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8)这就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和坚持的立国之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怀疑、动摇或否定这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他又根据时代的需要和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他说:“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份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19)这就是说,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并坚持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坚持,但它们的内容必须丰富和充实,即“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而且,这种论证要内容新、思想新、语言新,都要更新。这就是:通过“原则的丰富”,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形成具有“新的意义”的科学理论。

  事实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而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以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为基础,费尽心血,创造新的理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首先以实践为标准,抛弃了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坚决反对那些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澄清了在四项基本原则具体内容中的各种被搞乱的是非。同时,他又以实践为标准总结经验和发展理论,为四项基本原则充实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内容,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关于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关于抓住时机,加快发展,争取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于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关于政抬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关于“一国两制”;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制止动乱,防止和平演变;关于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关于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关于对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关于中国的问题关键是把共产党内部搞好;关于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选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领导机构;关于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等等。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具有新的内容、新的思想、新的语言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

  二是坚持原则,选择政策。

  为了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不仅在理论上(包括思想和语言)进行了创新,而且为了更有效地指导实践,还在政策上进行了创新。

  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985年8月21日,他在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即“第二次革命”发生的背景、原因时指出:“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已经写进中国的宪法。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20)这里,他论述了三个互相联系的重要问题:一是我们的改革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选择,不是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选择;二是我们的改革是在制度选择的基础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政策的选择;三是无论是第一次革命进行的制度的选择,还是第二次革命进行的政策的选择,都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政策,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根据革命和建设各个阶段变动的形势,制定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政治对策。通过政策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通过政策来发动和组织群众,通过政策来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实际问题,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政策。”(21)因此,政策正确与否,政策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党领导的各项事业的得失成败。

  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失误,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没有显示出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不能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上找原因,不能归咎于党长期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而是在“党的政策”这一极其重要的环节上出了毛病——“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这不是说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制定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有些正确的政策没有能够一以贯之地执行,尤其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在政治思想上实行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策,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政策等等,确实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政策的重新选择开始的。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保持生产队自主权的政策,发展多种经营的政策,纠正分配中平均主义的政策,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政策等等,对于后来发生的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特点的农村大变革,起了积极的政策先导作用。又比如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22),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对于打破平均主义的思想桎梏和体制束缚,对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形成和国民经济的多样化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因此,“放宽政策”这个词儿在实际生活中成了改革的代名词。其实,改革是一种体制的即制度的变革,同政策的重新选择还不是一回事。但如果没有政策的重新选择,没有“放宽政策”这一招,体制的根本变革是难以想象的。从政策的重新选择着手推进改革开放,既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能够比较灵活地寻找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正确道路,这是邓小平同志解决“坚持”与“发展”关系的难题,完成党中央在理论战线的崇高任务的极具政治智慧的创造。

  三是制度不变,体制创新。

  邓小平同志深深地懂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曲折,遭受的灾难,表现在政策的失误上,根子在体制的弊端上。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避免毛泽东同志晚年那样严重的错误重新发生,推进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体制,从根本上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就已经提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3)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他再次明确地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制度是决定因素”(24)。他就是这样,以历史经验为戒鉴,提出了制度即体制改革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许多深受“左”的思想影响的人在当时表示很不理解,以为这是在搞“非毛化”,否定毛泽东同志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一股来自右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为搞乱、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机会出现了,他们有的公然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到处宣传中国应当实行搞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干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他在1979年3月底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重大的政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一方面要改革我们的制度,一方面要坚持我们的制度,这两方面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两者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驳倒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要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严重错误,固然有主观的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并且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纠正;我们搞改革开放,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此要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需要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1980年初,他特别强调地指出;“中央希望经济战线上做实际工作和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和衷共济,通力协用,取长补短,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少说空话,年内共同拿出几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拿出一个长远规划来,提给中央。”(25)这里所讲的“经济体制”,是一个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区别的概念,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即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具体制度。1980年8月18日,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同志提出“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的任务时,明确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是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26)这里讲的“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即“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有两个层次: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如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专政等等,这是正确的、优越的,是我们的历史选择,也是不可更改的;二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及其它体制,这是各方面的具体制度,其中有不少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以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些基本思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终于形成一个极其重要的共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简单地说,就是:制度不变,体制创新。

  我们可以看到,“坚持原则,丰富内容”,“坚持原则,选择政策”,“制度不变,体制创新”这三个方面一环套一环,相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把“坚持”和“发展”融为一体,推动了理论的创造和发展。而且,这三个方面之间,原则的丰富是理论创造的目的和归宿,政策的选择和体制的创新是基础。这是由虚到实,又由实到虚,即由原则的丰富指导政策的选择,进而来推进体制创新的过程,又由体制的创新完善政策的选择,由政策的选择给四项基本原则赋予新的时代内容的过程。这个科学性和创造性相统一的理论创造过程告诉我们,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任务,不仅提出了要以“实事求是”为思想武器正确解决“坚持”和“发展”问题的科学思路,而且提出了“原则的丰富”,同“政策的选择”、“体制的创新”相互作用、相互推进这样一个既坚持毛泽东思想,又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实实在在的理论创造的操作程序。这是邓小平同志的革命胆略和领导艺术中十分精彩的篇章。


文章分类: 党史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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