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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的理财人毛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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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2-01-04 14:49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1896 – 1943年),一生只活了47个年头。前25年,他是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后22年,他在毛泽东引导下投身革命,成为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从创办红色中国第一个国家银行、发行苏区统一货币,到长征路上筹钱筹粮、抗战时期的经济保障,毛泽民一生最大的才能和对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工农、为红军理财。
       
毛泽东很早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毛泽民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开始跟着父亲打理家里的活计,父母亲相继去世后,他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学会了勤俭持家的本领,还供兄弟读书。
        1921年春,毛泽东回到家里,他跟家人讲现在的形势,希望自家人都能投身革命。他非常喜欢这个能吃苦耐劳的大弟,更希望他能走出家乡。一个是心怀天下苍生、不惜抛家舍业的革命者,一个是安守家业-分老实的农民。尽管他觉得大哥讲的句句在理,但对于长期靠辛勤务农维持家计的毛泽民来说,要迈出离开故土这一步,实在太难了!

       
在哥哥耐心的启发和开导下,“舍家为国”这个理,毛泽民是想通了。他对这个家难以割舍,可“国乱民不安生”,他最终下定决心舍家为国、舍己为民,他做好离家前的各项善后工作,带着妻子从韶山到长沙投人革命洪流。
        1921年秋,毛泽民在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半工半读,同时为党筹集管理经费。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底,毛泽民赴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担任工人俱乐部经济股股长。 1923年2月,他参与组织成立党领导下的股份制经济实体——安源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同年8月,当选总经理,在维护工人利益、扩大工人福利的同时,为党的活动积累和筹备经费。

        1925年2月,毛泽民随兄毛泽东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在韶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9月,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1月,调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负责人,辗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布尔塞维克》和进步书刊的秘密印刷发行工作。

        1931年7月,毛泽民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 1931年1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国家银行行长,在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和军事“围剿”的极其困难条件下,为中央苏区统一货币、统一财政作出重要贡献,也是我们党从事金融事业的开拓者。

       
毛泽民的名字,两次印在中国金融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在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1921年秋,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的毛泽东前往江西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次年,毛泽民被派往安源,开展经济工作,以更好地团结工人,把政治斗争引向深入。

        1923年2月7日,中国工人的第一个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毛泽民被推举为总经理。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合作社随后决定在社员中招股发行股票。这个举措,迈出了红色中国金融事业探索的第一步,毛泽民成为这个崭新事业的最初实践者。合作社开办后如何运转?毛泽民想了一个很方便、很经济的办法,充分利用铁路运输的方便,从湖南株洲、长沙等地购买物资,卖给安源的工友。由于省却了运输、储存费用,价格非常便宜,大受欢迎。

        1931年1 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开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这次大会上,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由毛泽民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并任行长。毛泽民成为红色中国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

       
筹建银行最大的困难是缺人,缺钱。国家银行的全部人马,只有5名: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永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已有的经历中与银行业务最接近的就是当过“杂货店店员”。而他们当时面临的任务相当艰巨: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所需。而毛泽民从调人员、建机构开始,两手空空起家,到国家银行正式营业,仅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由于大家业务不熟悉,他就手把手地教这些同志记账、点钱。解放后一直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曹菊如,就是在他的培养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在那个“创业艰难百战多”的年代,办银行的种种辛苦,自不必言。令今人更为感慨的是毛泽民在艰苦年代的大智慧。一穷二白,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任何一点进步,都凝结着毛泽民的心血和智慧。上任后的毛泽民深深地知道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因为国家银行掌管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的经济命脉,何况还要“白手起家”创办一家银行。为了保障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良性运行,他一方面到各级苏维埃政府挖掘金融人才,另一方面组织人员设计苏区纸币,设法生产印钞纸,发行苏区自己的统一货币。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苏区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光洋、国民党的纸币,甚至还有清朝的铜板。货币市场非常混乱,给国民党方面破坏苏区的金融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发行苏区统一的货币已成当务之急。
       
但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发行货币十分不易,苏区甚至连印刷纸币的合适纸张都没有。几经周折,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终于成功发行,票面有4种:1元、2角、1角、5分。纸币上有两个俄文签名:一个是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的邓子恢,另一个就是毛泽民。到1932年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货币65万元,在苏区顺利流通,并扫清了货币市场的混乱。
       
而在纸币发行中令毛泽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就是苏区纸币防伪问题。如果苏区纸币没有防伪技术或技术含量很低,白区大量伪造苏区纸币,势必会严重影响苏区的经济。世界上各个国家发行的货币,都有各自的防伪措施。1932年7月在瑞金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纸币,也有自己的防伪措施。这一项防伪技术就是毛泽民发明的。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日夜苦思冥想,以致煤油灯烧了毛衣都不觉。孜孜不倦地探索使他有了灵感,那就是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羊毛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靠撕开或火燎纸币,通过嗅羊毛的臭味,来辨别真伪。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货币的正常流通,稳定了苏区的金融。
       
按照原先的计划,国家银行成立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会应该拨款100万元,但实际上真正到位的,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不久也被调走了。毛泽民想方设法让银行运转起来,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1932年4月20日,红一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漳州城。毛泽民也率领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这次筹得的100万元现款,成为国家银行的第一笔大额资金。
       
当时战火四起,如何保存好这笔资金,毛泽民思虑再三。最终他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来收藏这笔资金。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组织了4批人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的警卫人员更是:一无所知。不仅如此,毛泽民在清单上还以黄酒白酒来掩饰,可谓思虑周详。
       
在发行纸币的同时,国家银行也开始酝酿制造银币。当时的中国,币制尚未完全统一,金银本身都是硬通货。中央苏区银币的出现,大大方便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国家银行的有效运行,促进了中央苏区各省、县分行、支行的建立。4月初,福建分行正式成立,赖祖烈任分行行长。毛泽民专程从叶坪来到汀州,主持开业典礼。不久,江西分行也在宁都成立。福建分行和江西分行还设立了多处兑换处和收买金银处。各县政府、各军经理机关也设立了代兑处。在开创党的经济工作的长期实践中,毛泽民积累了丰富的理财经验,但在创办国家银行初期,也遇到不少困难。起初,筹备和实行银行代理金库的工作,大家都不知从何处着手,只能做些整顿账簿和表格的工作。每当这时,毛泽民就向毛泽东请教,与邓子恢商量,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毛泽民还注意查找敌我双方的有关资料作参考。有一次,接收前方来款,银行的同志偶然发现包现洋的纸张竟是一张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和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仔细看后,如获至宝。借助这张四联单的启发,他们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钻研,初步草创了金库管理条例。随后,国家银行又逐步建立起会计、预算、决算和审计等各种制度。毛泽民身为国家银行行长,管钱管物,权限很大。但他从来不搞特殊,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也不乱批条子报销一分钱。即便大哥毛泽东来银行视察工作,弟弟毛泽覃来看望他,也是按照普通的伙食标准,有时仅是一杯开水。有的同志实在看不过去,就给他提意见说:“毛行长,按家庭论,毛泽东同志是你的哥哥。可在中央苏区,他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动用公家几个钱招待一下,是理所应该的。”毛泽民回答说:“公私分明是共产党人的品德,手足之情也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为了支援根据地建设,为革命集中社会财力,国家银行明确规定,党政军各机关和公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户,有款存入银行,借款按透支办理手续。国家银行也发放贷款,大部分用于支持外贸的发展。当年,苏区的手工业和合作事业发展很快,国家银行多次放款予以支持。为了稳定粮食市场,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
       
国家银行的各项业务工作全面铺开后,总行的组织管理机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到1932年冬天,总行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开始实行处、科两级管理。1933年4月,国家银行随中央机关迁到沙洲坝后,工作人员增加到50多人。
       
地处闭塞的山区农村,缺乏专业的金融、财会人员,国家银行的工作怎样才能适应动荡的战争环境? 1933年春,林伯渠从苏联回国,进入中央苏区,任国民经济部长,后又兼任财政部长。毛泽民经常向林伯渠请教,还与林伯渠商量,举办了一个专门培养财会人员的训练班,由林伯渠和毛泽民亲自授课。
       
毛泽民是中央财政特派员,经常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筹办军需物资。他总是一双草鞋,一顶斗笠,背包里还装有账簿和算盘。在他的辛勤开拓下,不仅银行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也统一了货币金融,从而使中央苏区财政得以统一稳定。经济是政治、军事的有力保障,可以说,毛泽民作为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红色政权的发展稳固做出了贡献。
       
毛泽民不仅着眼于将现有的财理好,为了充实国家银行的家底,他还发展生产经营,为革命争取更多的经济来源。他是第一任银行行长,也是第一任钨矿总经理,1932年1月,他在苏区开办了公营钨矿公司,卖出钨砂,换回了苏区军民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银元。
       
从1932年钨矿开工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华钨矿公司发展到最大规模,仅盘古山、铁山垄、小垄三个公营矿场就有工人近5000人。中央苏区共生产钨砂4193吨,出口总值达400多万元,增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援了革命。
       
从毛泽民进入中央苏区到开始长征整整三年时间,兄长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身处逆境,遭受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甚至一度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面对这些,毛泽东胸襟坦荡、意志更加坚定。而毛泽民凭着特有的忠诚、坚忍、稳健和实干,始终如一的恪尽职守,艰难创业。
       
毛主席警卫员、已故红军长征老干部吴吉清所著的《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记述了当年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如何建设、保护中央金库,保障中央苏区机关正常运转及支援红军前线,也反映了江西省西南石城县横江乡张坑村烂泥坑等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秘密金库,对红军队伍的生存、发展和壮大所起的巨大作用及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
        1934年4月28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苏区瑞金、石城、宁都、兴国、会昌、雩都、长汀危在旦夕。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的红三军团,彭绍辉、萧华指挥的“少共国际师”等3万余人,在石城北部拼死挡住向石城推进的8万强敌。此时,秘密金库受到了严重威胁,必须另外找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尽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泽民已经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家当”分各军团保管使用,但仍剩下几十担光洋、部分纸币,还有一些金子和珠宝首饰。这些都是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以来,辛苦积攒下的最后的“家底”,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后备资金。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15大队,毛泽民任政治委员。第15大队被视为中央红军的命根子。这些金条、银元、元宝,大部分分给了部队、红军战士,由红军战士负责背着行军。战士们背着的就是红军的一个流动银行。这银行里的一分一文,任何人也不能也不会挪用、贪用。长征开始后,正是这批资金成了红军万里征途中的重要经济支柱。毛泽民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负责长征中整个红军的筹粮、筹款和全部供给工作。 1936年2月,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却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