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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大王到红军将领的袁文才、王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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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2-01-04 14:03

                          袁文才:                         王佐:    


1930年1月18日召开的雩田会议,除了决定将赣西的红军和部分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六军,把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特委,积极准:备攻取吉安等项决定外,还错误地作出了处理袁文才、王佐的决定。一个多月以后,2月24日,曾经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袁文才和王佐,在江西省永新县城双双罹难。这一悲剧的发生,直接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终失守,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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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有名的“山大王”
       早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井冈山周围地区就已经活跃着两支有名的农民武装,首领分别是赫赫有名的“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1898年10月生于江西省原宁冈县茅坪乡马源坑村一个农民家庭,客籍人。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宁冈县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袁文才一家深受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袁文才的父母为了改变家庭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处境,期望着儿子能成为一个读书人,以便将来扬名显达,为客籍人长脸争光。全家人平日省吃俭用,将刚满七岁的袁文才送进茅坪私塾馆去读书。

       上世纪20年代的井冈山周边地区受军阀混战的影响,民不聊生。为求得一线生路,湘赣边界各县山区的贫苦农民纷纷揭竿而起,组织各种绿林武装,走上了反抗官府和豪绅地主压迫的道路。军阀部队中的许多士兵也纷纷哗变,拖枪上山为匪。井冈山地区先后聚集有朱孔阳、唐光耀、杨佐山、马文林、罗冬生等为首的大小几十股绿林武装。他们都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四处“吊羊”(当地土话,即绑票)谋生,使得那些平日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闻风丧胆,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袁文才起初还有跻身仕林的念头,对待这些绿林武装的态度和常人一样,不招惹也不亲近。

       少年时代的袁文才,由父母作主寻了一个童养媳。1917年,袁文才刚满19岁,父母便给他办了完婚的酒席。谁知新婚不久,袁文才的妻子便被茅坪世袭劣绅谢冠南的儿子给霸占了。袁文才受此污辱,满腔的仇怨却无处申诉。1919年,21岁的袁文才与谢梅香结婚。婚后,他胸怀壮志,在家勤攻苦读,1921年终于考进了永新县禾川中学。入学后,他学习十分用功,渴望学有所成。可是,事与愿违,第二年父亲突然病故,家中负债累累,生活十分拮据,不得已,袁文才只得中途辍学,回乡务农养家。袁文才中途退学后,更成了那些豪绅地主嘲弄的对象。

       一再遭受豪绅侮辱,袁文才立志复仇的烈火在心中越烧越旺。一次,宁冈籍的官绅龙清海在南昌参加竞选江西省议长,拨了一笔经费到宁冈拉选票。豪绅谢冠南利用手中的权力,想独吞这笔经费。袁文才得知这一消息后,暗中查清了原委。投票选举那天,他突然当众揭露了谢冠南的舞弊行径,弄得谢冠南当众出丑,狼狈不堪。袁文才首次反抗成功,声望顿增。此后,他常在公众场所为客籍人鸣不平。但是,在有权有势的豪绅地主面前,袁文才毕竟势单力薄,依然是时时受欺,处处遭压。

       在离袁文才家乡不远的半岗山上,活跃着一股绿林武装马刀队,头领是当地的贫苦农民胡亚春。马刀队常去“吊羊”的对象,正是袁文才与之有深仇大恨的豪绅地主。他看到那些豪绅们一个个在马刀队手下落得人亡财空,打心眼里感到痛快。为实现报仇雪恨的夙愿,血气方刚的袁文才在1923年毅然上山,与胡亚春等头领对天盟誓结拜兄弟,参加了马刀队。袁文才读书人出身,在当时也算个不小的知识分子。他头脑聪敏,足智多谋,经常向胡亚春出谋献策,深得胡亚春的赏识,委任他当了马刀队的参谋长。1924年,袁文才率马刀队攻占宁冈县城,将县衙门付之一炬。江西省政府派官兵一营分路“进剿”,袁文才凭借熟悉地形,巧妙周旋,使“进剿”之敌疲于奔命,无功而返。袁文才和马刀队由是在湘赣边山区声名大振。

       王佐又名王云辉,号南斗,1898年出生在井冈山上的黄坳下庄村,这里当年属遂川县管辖。他家里很穷,没读过书,从小给人打短工,后改学做裁缝,并且练就一身武艺。他在给井冈山的绿林头目朱孔阳(人称“朱聋子”)缝衣时,被招为“水客”,负责为绿林当向导,打探消息和采买。由于他聪明机警,打仗勇敢,深得朱孔阳的喜爱。1924年,王佐买了一支毛瑟枪,自己拉起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正式投身绿林。王佐身材健壮.爱穿一身直贡缎的黑色短衣,挎一支新式驳壳枪,武艺高强.动作灵活。他专与豪绅地主为敌,经常出去“吊羊”,抓一些有钱的富人来,迫使他们出钱赎命。后来队伍慢慢扩大,发展到五十多人。他们农忙季节在家务农,如普通百姓一般,有事则揭竿而起,啸聚山林。王佐的士兵个个强悍,都穿着杂色衣服,蓄着长发,尤其善于爬山。他们下山打仗,有时打散了,便会自动跑回山上来。遂川豪绅多次勾结官兵进山“进剿”,王佐每次都化险为夷。1926年,队伍发生内讧,王佐险遭不测,投奔到茅坪袁文才处。袁文才帮王佐铲除了异己,重新巩固了队伍。袁文才与王佐系同年生人,情同手足,遂结为“老庚”(即同年结拜兄弟)。从此,袁、王两人各竖一帜,双雄并立。一人在山下的茅坪,一人在山上的大小五井,互为犄角,遥相呼应,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府对他们无可奈何。

       1925年下半年,宁冈籍的共产党人龙超清利用自己身为江西省议会议长之子的身份,劝说县知事沈清源对袁文才部进行“招安”。龙超清又亲自上山说服袁文才,袁文才思谋再三,最后同意接受“招安”,出任宁冈县保卫团团总,队伍仍驻扎在茅坪。共产党人龙超清、刘辉霄在帮助袁文才招兵买马、扩大队伍的同时,不断从政治上帮助他,向他宣传党的宗旨和目标,启发他的阶级觉悟。1926年秋,北伐军打到江西、湖南一带,袁文才在宁冈党组织的帮助下发起了宁冈暴动。袁文才一马当先,率部打进县衙门,收缴了清乡局的枪支,驱逐了北洋军阀委派的县知事沈清源。随后,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袁文才将所部改称宁冈县农民自卫军,他本人担任总指挥。袁文才下山后,在龙超清的教育和影响下,思想进步很快,他经过慎重思考,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决定率部投身革命。经龙超清介绍,袁文才于1926年11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大约同时,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下,与遂川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把自己的队伍改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地区的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军队,先后缴了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的枪。仅遂川保存了6支枪,莲花保存了一支枪,然而袁、王两部却始终各自保存着约60支枪,在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的井冈山地区坚持斗争。 1927年7月,袁、王两部配合莲花、永新、安福等县的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县城,打败了国民党右派李乙燃的保安队,从监狱中救出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贺敏学、胡波等80多人,接着打败了从吉安反攻的右派武装特务营。永新暴动胜利后,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王新亚、袁文才、王佐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王新亚为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为副总指挥。不久,国民党以五个团的兵力进攻永新,各县农民自卫军各回本县,王新亚率安福农民自卫军前往浏阳,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王怀、刘真、贺敏学、贺子珍等永新的同志与袁文才、王佐一同到了井冈山的茅坪,在山上“打埋伏”,继续坚持斗争。国民党军上山“进剿”,一直推进到茅坪附近的桃寮,却始终没有发现袁文才等人的踪迹,烧杀一通后退出宁冈。袁文才利用手中的武装,先后打死和赶跑三个来宁冈上任的反动县长,使宁冈县的政权一直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2
.打开山门迎红军
       现在可以证明,秋收起义余部在正式决定进军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因为如前所述,秋收起义部队第2团团长王新亚就是井冈山下的安福县农民自卫军领导人,曾与袁文才、王佐一起参加过1927年7月的永新暴动,与宁冈县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有过接触。王新亚参加了9月初毛泽东召开的安源军事会议,详细介绍了井冈山一带的地理条件,大革命时期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县革命斗争的情况,农民自卫军发展的规模,永新暴动的结果,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情况。

       在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途中,毛泽东曾收到江西省委的来信,也说到在宁冈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那是在起义之前,驻扎于铜鼓的起义部队第3团派团部文书宋任穷与江西省委联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提供的信息。

       1974年10月,宋任穷在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同志谈话时,讲到了当时的情形。他说:

       秋收暴动以前,我们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平江的工农义勇队同去参加南昌暴动,但没有赶上。我们到了涂家埠,接到党组织派人送来的通知,说南昌暴动的部队已撤离南昌,让我们不要进南昌,另自行动。所以,平江那支队伍,由余贲民同志率领回平江去了;我们浏阳这支队伍,就从涂家埠转折经江西的奉新、高安,直达铜鼓,到了铜鼓就住下来了。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以便决定我们这支武装今后的行动,以及为解决部队缺钱缺粮问题,当时县委决定我们暂时接受国民.党江西省防军独立混成旅笫一团的番号,驻铜鼓县。条件是听编不听调,双方各自明白。我在团部的秘书处做文档工作,团长是苏先俊,党代表是潘心源,参谋长是罗纳川。部队在铜鼓住了一段时间,江西省委来了一个交通员,要我们派一个人到南昌同江西省委联系。我们那个团的党委(也是浏阳县委),便派我同交通员一起去江西省委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当时,我只有18岁,这是我第一次出省到大城市去。

       我走了以后,毛委员来到了铜鼓,领导部队举行秋收起义。因此,文家市会师我未能参加。江西省委派来的那个交通员,年纪比我大一些,有20多岁。南昌暴动后,敌人的白色恐怖很严重,他是搞秘密工作的,我不便问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到了南昌市。省委机关设在市内一个小巷子里面。在那里我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这个人以后成了托派,同陈独秀一起被开除党籍)、刘士奇(湖南人,光头,后在赣西当了特委书记,还到了鄂豫皖)。汪泽楷看了我带去的信,他回了一封信,是用药水密写的,不知写的是什么内容。他只口头对我讲:“你们在莲花厅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我拿了密信,伪装夹在许多纸内,便赶路回铜鼓县城。当走到离铜鼓还有几十里路时,听说部队已不在铜鼓了。于是,我按临行时团党委交代的,如部队不在铜鼓,可向莲花厅一带去找。我便按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我走到陈家坊(可能是莲花县境),找到了团部。这时,团的领导同志将我离开部队10多天的情况告诉了我,并且告诉我说,中央派毛委员来领导我们的行动,加上武昌警卫团、平江县一个团,我们共有武装三个团了。江西省委的信应立即送给毛委员。于是,晚上我便亲自将信交给了毛委员。

       汪泽楷对宋任穷所说的“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应当就是指袁文才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

       秋收起义余部到达永新县的三湾后,毛泽东一方面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一方面派人与宁冈地方党组织和袁文才取得联系,而那时袁文才的部队也在离三湾不远的宁冈砻市一带活动。袁文才听说三湾来了一支队伍,由于摸不清底细,便把部队收缩到茅坪。那时也在山上的贺敏学后来回忆说:

       开始时,我们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的队伍,还怀疑是国民党冒充的。小江山一带有我们的人,派出人去侦察,揭下部队贴的宣传标语,还看到这支部队刚来时,三湾没有一家商店开门,他们买不到米吃,还是不进群众的房子。我们的侦察被伍中豪抓住了,但又立即放回来了。我们把揭来的标语一看,都是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如“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共产党!,”“打倒土豪劣绅!”等。落的款是“工农革命军”,后来进一步打听到这是毛委员的队伍。我们便派人去和他们联系,这时毛泽东同志也派人来找到了我们。

       袁文才正在山上观望形势,毛泽东派的送信人已来到茅坪。接到来信,袁文才立即召集宁冈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和自己的左膀右臂陈次谋、朱丗磨谢佑校本鮪甫篁人商议。陈慕導予因为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算是毛泽东的学生,知道毛泽东的一些基本情况。所以他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到三湾去与毛泽东联系。

       陈慕平等人到了三湾,向毛泽东汇报了井冈山的地理人情、袁文才和王佐两支农民武装以及宁冈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等情况。毛泽东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龙超清等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表示将先到30里外的古城,安排毛泽东与袁文才会面。

       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从三湾来到宁冈县古城,当天在古城文昌宫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党的活动分子以及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共60多人。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会议着重讨论和决定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明确了团结当地农民武装力量和土客籍群众共同建设根据地的方针。古城会议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

       古城会议以后,毛泽东即着手和袁文才的会谈。

       袁文才将会见地点安排在古城与茅坪之间的大仓。这是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住着十几户客籍山民。10月6日,袁文才在大户林凤和家摆下“鸿门宴”,一面杀猪迎候毛委员,一面在林家祠堂后面埋伏了20多个人,暗藏武器,以防不测。后来看见毛泽东没有带兵带枪,只有几个随从,便撤去埋伏,进行谈判。

       从上午10点谈到了黄昏,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毛泽东向袁文才纵谈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总结秋收暴动经验教训,晓以大义,表明工农革命军要在宁冈落脚,安营扎寨,建立根据地,并热情赞扬袁文才的斗争精神。但袁文才对这些不感兴趣,始终不肯表态是否接纳毛泽东上山安营扎寨。谈到最后,毛泽东利用江西省委的那封密信为话头问袁文才:听江西省委说你们有几十支枪,你们到底有多少枪?袁文才说:我哪有多少枪,就60条破枪。毛泽东一听,果断拍板,说我们送你100条钢枪。袁文才不敢相信,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形,当场对同来的陈皓说:陈团长,你写条子,让他们明天去挑枪。陈皓写了条子,第二天袁文才果然拿到了100条钢枪,而且是清一色的汉阳造,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先进的武器。

       袁文才拿到这100条钢枪以后非常高兴。在那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这才是他最感兴趣的东西。由此袁文才解除了对毛泽东的戒心,相信毛泽东是真诚的,不是来吃掉他,而是来建立根据地的。袁文才也很讲义气,当场回赠了毛泽东1000块大洋。

       当年还是学生身份的苏兰春等几个人,被袁文才找来为这次会见把门。关于大仓会见,解放后苏兰春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回忆。他说:

       大仓会见是寒露节前两天,毛委员是由古城至龙市,由龙市经茶梓冲进来的,共来了七人五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衫。毛委员披了一件大衣。袁文才当时不了解毛委员的部队,心里有点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20多个人,20多条枪,这20多人始终没有给毛委员发现。袁文才、陈慕平、邱凌岳、李筱甫等在林家祠门口石桥上等候毛委员。在石桥上可以看得很远,如果发现毛委员带兵来,便命令祠堂里的人马准备战斗。后来见毛委员只带了几个人来,便迎了上去,一直带到林风和家,吴石生在林家门口杀猪迎接毛委员。毛委员和袁文才等在林风和家吊楼上边吃瓜子、花生、喝茶,边谈话。

       当时正是农民送租上门,佃耕户要箩上山摘茶梓,林风和家是富家,三栋房子,有二个门楼,要我们学生把住门楼,不许任何人进来,当时参加守卫的学生有张祖钦、张汉翘、林鹤庭、苏兰春等。

       会见那天,毛委员在林家吃了中饭,他和袁文才从上午10点谈到太阳快落山,离开林家时,袁文才给了毛委员1000块大洋,其中袁文才自己200元,在马源坑钟家借了300元,在林风和家借了500元。毛委员还决定赠送100支枪给袁文才。

       与此同时,袁文才等毛泽东他们一走,就吩咐苏兰春、张祖钦、张汉翘、肖斐章,林风和的儿子林芳华等人下乡督促粮食,将全县各公产、神产、族产的谷收拢起来,都挑到茅坪,每天八张砻砻谷,每砻砻六担,解决部队的粮食供给问题。

       这场会见由“鸿门宴”变成了“同心宴”。袁文才把他的老窝茅坪让出来给毛泽东建立根据地,还帮助部队建起了茅坪医院,请了土郎中给秋收起义部队的100多伤病员治病,同时在象山庵建立了后方留守处。

       几天之后,轻装上阵的工农革命军继续沿井冈山边境开展游击活动。部队途经宁冈的砻市、酃县的十都、水口等地,于10月22日进驻遂川县西部的大汾镇。在这里,部队遭到遂川反动靖卫团肖家壁的偷袭,仓猝应战的部队被冲散。毛泽东在黄坳收拢失散的部队,带着队伍继续向酃县、遂川交界处的荆竹山开进。

       王佐风闻山下来了军队的消息,心中忐忑不安。不久毛泽东派出的联络员艾成斌来到山上,还捎来了王佐“老庚”袁文才的亲笔信,告诉他这是共产党搞秋收起义的队伍,部队领导人是党的中央委员毛泽东。王佐素来信任袁文才,于是派侦察员朱诗柳到荆竹山打探情况,迎接毛泽东上山。

       快到荆竹山时,朱诗柳与工农革命军不期而遇。当晚大雨,部队夜宿荆竹山。毛泽东拉朱诗柳睡在一张铺上,向他详细了解井冈山和王佐的情况。第二天早饭后,部队在村前的“雷打石”集合。毛泽东向大家说:我们就要和遂川农民自卫军王佐总指挥会合了,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和王佐搞好关系,和农民自卫军搞好团结,接着宣布了三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毛泽东讲毕,部队随即出发。

       中午时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上的大井村。王佐早已接到朱诗柳的通报,在这里恭候多时了。王佐让出大井的新屋场营房给工农革命军住宿,还杀了四头大肥猪,当晚大摆宴席,款待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毛泽东也拨了70支枪,支持王佐部队的发展。群山环抱的大井村,绿树修竹,清溪流转,但地域狭小,住户也少,不适宜屯居大部队。于是,王佐力邀毛泽东进驻位于井冈山中心的茨坪。

       10月2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茨坪。茨坪是井冈山上最大的村庄,王佐在这里经营了许多年,早就把茨坪建成了自己的大本营。这次把茨坪让出来,足见他对毛泽东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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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林好汉到红军将领
       袁文才、王佐把工农革命军迎进井冈山,使疲于奔命的秋收起义余部在危难之中终于有了自己的大本营,毛泽东对这两位井冈山的豪杰是心存感激的。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虽然袁文才、王佐对反动军阀、土豪劣绅怀着深仇大恨,有革命的热情,可是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队伍的组织纪律性较差,还有十分浓重的封建帮会色彩和绿林积习。因此,对袁、王部队一定要进行彻底的改造,使其变成跟共产党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改造工作是从袁文才部开始的。工农革命军到达茅坪后,袁文才见这支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十分羡慕。他诚恳地向毛泽东提出,请革命军派一些干部来,帮助训练自己的部队。 1927年10月,毛泽东派了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人去袁文才部进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行前,毛泽东交代他们,这支部队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是一项很要紧的工作。去了以后,要和他们搞好关系,要依靠广大士兵群众。

       步云山山高路陡,经常云雾缭绕。山上有座寺庙,叫白云寺。袁文才部驻扎在白云寺,训练就在这里进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训练首先从思想政治工作人手,对战士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讲时事,讲形势和革命出路问题,帮助他们明白为人民打仗的道理;军事训练着重学习军事知识,练习射击和基本队列等,提高杀敌本领。

       练兵期间,毛泽东住在离步云山不远的洋桥湖村,时常过来听取袁文才和游雪程的汇报,观看和指导战士们训练。他告诉袁文才,一定要下决心进行队伍整顿,把一些豪门子弟和兵痞无赖清除出去,吸收那些有斗争觉悟的贫苦青年农民参加进来。袁文才原来也有此意,可一直难下决心,这时听了毛泽东的话,果断地把那些不良分子清出了部队,又从砻市等地招收了一个新兵连,队伍得到了扩大,而且更加年轻,更有战斗力。游雪程等人还按照前委的指示,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组织和士兵委员会。

       袁文才部队的改造工作走上了正轨,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又开始着手王佐部队的改造。

       王佐个性刚强,他的队伍绿林习气更重,还有不少人抽大烟,改造起来难度更大。派什么人去合适呢?毛泽东选中了何长工。对此,何长工是这样回忆的:

       1928年初,毛泽东同志指挥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打垮了肖家璧的反动民团,乘胜占领了遂川。这时,我从粤北联系南昌起义部队返回根据地。一天住在遂川城里,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我说: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怎么样?我问:“去多少人?”毛泽东同志笑笑说: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人还是要派去的,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

       带着毛泽东写给王佐的亲笔信,何长工只身一人来到王佐的部队。王佐听说是毛委员派来的人,立刻亲自出来迎接,待以宾客之礼。但起初王佐对何长工并不十分信任,而是戒心很重,他专门为何长工派了一个彪形大汉做警卫员,实际上是为了监视他的行动。何长工不急不躁,他知道王佐是个孝子,有些事情便通过他的老母亲做工作。他还注意与王佐的其他亲属和两个莫逆之交刁飞林、李克昌搞好关系,同王佐部队的士兵多接触,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渐渐地,王佐觉得何长工“够朋友”,“讲交情”,消除了疑心,开始主动接近何长工,甚至提出要与何长工饮鸡血酒,磕头结拜。通过不断的工作,王佐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向党靠拢。

       在何长工巧设埋伏,帮助王佐除掉夙敌拿山民团团总尹道一以后,他对共产党更是感到由衷的钦佩。打了胜仗的当晚,井冈山上灯火通宵不熄,王佐大摆宴席庆祝胜利,欢天喜地如同过年一样。何长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请示前委,增派了一些同志到王佐部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筹建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文化教育。

       对于王佐部的改造,毛泽东曾给何长工作过许多具体指示。毛泽东告诉何长工,打了胜仗,要经常送点东西给他。打下新城后,把反动县长张开阳的皮袄给了王佐。打败杨如轩以后,给了王佐一匹马。部队打到南雄,何长工给他买了一台留声机。这都让王佐觉得工农革命军是真心对他,因而非常高兴。毛泽东还说,我们可以送东西给他,但不能要他们的东西。

       只要有机会,毛泽东便亲自找王佐谈话,帮他提高觉悟。一次,毛泽东路过茨坪,与王佐做了彻夜长谈。王佐表示,枪是好东西,一可以报仇,二可以解决队伍的物资来源。毛泽东却说,枪虽然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掌握得不好,也会坏事。他又耐心地对王佐说,干绿林的人,结果并不好,不是被反动势力吃掉或“招安”,就是自相残杀,互为仇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方向,努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才是农民武装的唯一出路。毛泽东了解到王佐在山上占了不少田地,引起当地群众的反感,又对他说:土地是农民用汗水开垦出来的,应该归还农民耕种,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如果占了农民开垦的土地,等于把自己推到农民的对立面,造成自己的孤立。在毛泽东的启发下,、王佐很快把多余的土地都退了出来。他常对周围的人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经过训练改造,袁、王部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人员成分曰渐纯洁,各种不良习气逐步得到克服。前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其升编为工农革命军。1928年2月上旬的一天,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大陇朱家祠堂前的草坪上举行了升编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任团长兼第1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徐彦刚为参谋长。随后,前委又从第1团抽调了宋任穷、蔡协民、谭梓生、高静山、张际春、曹里怀等二十多位同志到第2团担任各种领导职务。

       大陇升编标志着袁、王部队的新生。从此,这支起源于绿林武装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茁壮成长。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时,以袁、王部队为基干的第2团又改编为红四军第32团,袁、王分任正副团长,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支红色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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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的土客籍矛盾
       土客籍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特殊而尖锐的问题。土籍的本地人与数百年前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客籍人,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和利益冲突,历史上的怨仇极深,时有纷争、械斗发生。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等地,都存在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宁冈的土客籍矛盾,表现在以龙超清为代表的土籍同以袁文才为代表的客籍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在捉拿土豪、土地革命、红色政权人事任免以及各自的利益等方面,都会发生分歧与争议。“土籍的党,客籍的枪”,是当时湘赣边界土客籍矛盾状况的真实写照。它的集中体现,就是边界党内以土籍领袖龙超清、王怀、朱昌偕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同以客籍领袖袁文才、王伍为代表的军事势力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亦即《井冈山的斗争》中,就把困扰根据地的土客籍问题,作为一个突出问题向中央报告: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毛泽东和前委曾为此采取了许多组织措施,以利土客籍矛盾的调解,如调龙超清到莲花县工作,任命何长工为宁冈县委书记,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随军下山等,使土客籍矛盾有所缓和,但还是没有消除他们之间的宿怨。

       1929年1月4日召开的柏路会议,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在传达到《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时,毛泽东想到袁文才、王佐二人在场容易产生误会,就提议休息一下。会议结束时,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鱼贯而出,毛泽东悄悄招手把彭德怀以及湘赣边界特委负责人谭震林、邓乾元和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永新县委书记王怀等人留了下来,就《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进行传达讨论。

       这是一段不足200字的文字——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毛泽东读完以后,王怀和龙超清两人立即兴奋起来,表示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针对他们俩的意见,毛泽东指出,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共产党员,不属土匪之列;王佐参加红军后表现积极,经受了考验,在斗争加入了党的组织。我们执行中央文件,要结合实际情形,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朱德、陈毅和谭震林等人也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袁、王不能杀。

       然而,刚在上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袁文才、王佐二人过去确属土匪头目,现在参加了红军,进入到苏维埃政权,不能不引起重视。有鉴于此,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大部队一起远征赣南。朱德也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袁文才有文化,能打仗,完全可以胜任这一职。但袁文才不想当参谋长,他想掌握部队,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柏路会议结束以后,经过一个礼拜的紧张准备,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出击赣南,实施“围魏救赵”战略。红四军这一走,井冈山根据地土客籍矛盾很快就表面化、尖锐化了。

       井冈山失守以后,敌军又以重兵进攻九陇山。这时边界特委机关及各县委机关已被打散,各县党组织和赤卫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就在这外部面临强敌进攻、内部缺乏统一组织和指挥的危急时刻,朱昌偕以边界特委常委身份,挺身而出,召开各县党组织和赤卫大队负责人联席会议,成立湘赣边界临时特委,朱昌偕被推选为书记。在临时特委的领导和指挥下,边界军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使边界斗争形势转危为安。

       1929年5月,原特委书记邓乾元回到边界,朱昌偕即回永新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

       同年8月,邓乾元被调往湘鄂赣苏区,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上任前夕途经武汉时,他在一家客店里,就湘赣边界5月至8月的工作,向中央写下了一份长达1.2万字的报告,专门报告边界特委的工作,重点突出了他对袁、王二人现状的观察和认识。

       邓乾元在谈到边界政权的危机时,认为足以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他甚至认为:“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益恶化。过去采取对土匪敷衍政策现在已是不能再用的了。但若照六次全会所决定的干,则问题仍然是复杂不容易解决。”“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们为敌,国民党若因其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危矣。”

       邓乾元认为土匪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中的第一个。他说:“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一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须(上面已言之)依现时之情形,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别想办法?”

       中央接到邓乾元的报告以后,是否有什么指示性的答复,由于暂时没有找到文献依据,我们不得而知。

       邓乾元离开边界后,朱昌偕重新担任边界特委书记,担负起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朱吕偕积极领导边界各县整顿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恢复和建立红色政权,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湘赣边界出现了新的斗争局面。

       朱昌偕在其威信日益提高的同时,也渐渐显露出工作和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他工作雷厉风行,处理问题坚决果断,但有时却存在考虑不周和失之偏颇;他性格急躁而固执,情绪易冲动,听不进反面意见,气量有些褊狭。正是由于自身这些缺点,而导致了他以后在处理宛希先和袁文才、王佐问题上的重大失误,造成了井冈山斗争史上的悲剧。

此外,袁文才和王佐虽然已经参加了革命,所部也改编为正规红军,但绿林习气毕竟一时难以彻底消除。他们对毛泽东比较崇拜,甘愿服从,但对其他人的话就不太听得进去。在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他们认为朱昌偕、王怀及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只会纸上谈兵,耍耍嘴皮子可以,真刀真枪不行,因此部队的行动经常不请示不报告,引起了特委、宁冈县委的强烈不满,认为袁、王听编不听调。这样一来,双方的隔阂和误会越来越深。而自从听了六大《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的传达以后,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人就始终不把袁、王当成自己人,对他们戒备多于信任。袁、王也心知以朱昌偕为首的特委一班人对自己另眼相看,不信任,便也生出许多不满和怨气。
       朱昌偕等与袁文才、王佐间虽然已存在不小的矛盾,但在恢复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双方尚能以大局为重,共同对敌,矛盾没有公开化。直到这年的11月,因边界特委常委宛希先被特委错杀,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们之间的矛盾才公开化,隔阂也越来越深了。

       宛希先在井冈山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是毛泽东十分器重的得力助手。1929年1月,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时,前委决定他留下来参与领导边界的斗争,兼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作为特委班子里的重要成员,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这位时年24岁的党务工作者,祖籍湖北黄梅,自从追随毛泽东上了井肉山后,一直专事井冈山根据地的地方政权建设。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中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边界特委与袁、王二人关系形同冰炭之际,他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宛希先却在这年的11月被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所诛杀,而处决宛希先的命令正是朱昌偕下的。

       朱昌偕为什么要杀宛希先呢?

       事情还得从1928年8月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被错杀说起。

       出身地主家庭的龙家衡,是一位勇于向旧世界宣战的叛逆者。1926年夏,她与共产党员刘真、王怀等人从外地回到永新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春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刘真结为夫妻。同年6月,她担任了永新县委妇女部长。

       1928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正在九陇山区开展工作的龙家衡,突然得到丈夫刘真的父亲病逝的噩耗。考虑到刘真的家乡株塘村是白区,龙家衡决定自己回株塘村去。因为时间紧迫,距特委、县委驻地支乏,远棄不及请示,只向身边的同志交代了几句,便化装回到了株塘村。她藏在一个族叔家里,暗地里安排料理公公的后事。谁知她的行踪还是被敌人的靖卫团探知了。当龙家衡返回根据地时,敌靖卫团即尾随其后,企图偷袭区委机关和红军医院。说来也巧,正好宛希先率两个连的红军到了九陇山区,击退了靖卫团的进攻。靖卫团这次偷袭虽未成功,但在九陇山区“有人通敌”的议论却闹得沸沸扬扬。宛希先早就知道龙家衡出身富绅家庭,原本就对刘真娶她做老婆有看法,现在又发生了龙家衡前脚到、敌人后脚跟来的事情,不免对龙家衡产生了怀疑,于是命令警卫连一个姓汪的排长带几名战士押送龙家衡去特委所在地九陇山说清楚情况。这汪排长出身贫穷,苦大仇深。听说这个女的是反动派的奸细,很是仇恨。在去九陇山的路上,便“开审”起龙家衡来。他左一个“奸细”,右一个“老实交代”,龙家衡只是默不作声。汪排长气愤不过,最后竟掏出枪来威逼龙家衡招供。龙家衡对着枪口,却面无惧色,盛怒中的汪排长竟然扣响了扳机,龙家衡倒在血泊之中。

       宛希先得到报告,心里很是懊恼。但人死不能复生,他也只能徒唤奈何!

       龙家衡的惨遭不幸在湘赣边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刘真是朱昌偕的入党介绍人,龙家衡又是朱昌偕一道出生入死的战友。龙家衡的死引起了朱昌偕、王怀等永新县委、宁冈县委不少人对宛希先的强烈不满,甚至怨恨,这怨恨一直没有消除。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出击赣南的红四军到达吉安的东固后,随军出征的袁文才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心中十分惊惧,于是找刘辉霄、谢桂标一起商量,决定逃回老家去。三个人化装成小商贩,疾行二十多天,回到井冈山。袁文才回来后,悄悄地找到王佐。王佐见到袁文才非常高兴,想让他当红军独立第一团的团长。袁文才自知有错,坚辞不就,并请王佐找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讨个保”。何长工当即与几个县委常委商议,又向边界特委常委宛希先作了汇报。宛希先与袁文才感情甚笃,体谅袁文才擅自离队的“苦衷”,况且正值用人之际,于是给了袁文才党内警告的处分,让他回宁冈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处分,率领宁冈赤卫大队与王佐的独立团相互配合,投入了收复边界的斗争。

       随着袁文才的重回井冈山,原来已经存在的袁、王与宁冈、永新党组织领导人之间的土客籍矛盾再度凸显出来。上述邓乾元给中央的报告中急呼的“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实际上也是现任特委领导班子成员的共同态度,而宛希先的被害更为袁、王与土籍领导人的矛盾火上浇油。

       1929年1 1月间,边界特委决定边界各县地方武装统一行动,攻打仍被敌军占据的永新县城。宛希先按照特委的决定在茶陵县作了布置,只等按指定日期出征。然而茶陵工农武装要去参加攻打永新县城的消息,被驻扎在茶陵县的国民党军队获悉。敌人在茶陵通往永新的要道上布下重兵,专候茶陵工农武装自投罗网。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宛希先思量再三,最后决定为了避免陷入敌人预设的包围圈,茶陵县工农武装不参加攻打永新县城的行动。

       攻打永新县城的战斗虽然没有茶陵的武装参加,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然而,朱昌偕却因宛希先不服从特委的命令而大为恼火。他决定在九陇山下的大湾村召开专门会议,要宛希先说清原因。在会上,无论宛希先怎样解释,朱昌偕都置若罔闻,严厉指责宛希先,其他与会人员矛头也指向宛希先。与宛希先关系尚好的袁文才、王佐因休整部队未到会,宛希先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会议最后把不执行特委决议、破坏对敌斗争的罪名加在了宛希先头上,解除其职务,并关押审查。

       宛希先被关在一间茅屋里,感到事态严重,必须设法离开这里。深夜,他趁看守疏忽,撬开窗子逃了出来。但大湾村一带四面尽是高山峻岭,加上夜色漆黑,看不清山路,宛希先只好暂躲在山里,计划天亮后再走。但朱昌偕等人很快得到宛希先逃跑的消息,并断定他是畏罪潜逃,连夜动员上千人打着火把搜寻。在一个小山洞里,宛希先被赤卫队员搜出。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几位特委主要负责人本来就对宛希先有积怨,盛怒之下,由朱昌偕亲自下命令,将宛希先射杀了。

       宛希先被轻率地处决,引起了特委内部的不同意见争论,特别是袁文才、王佐对朱昌偕最为不满。他们感到这是朱昌偕在“杀鸡给猴看”,是给他俩的警告。于是袁文才、王佐率一拨人马到了大湾村,要向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讨一个说法。结果闹了个不欢而散。

      5
.罗克绍事件
       朱昌偕等人自袁文才、王佐来特委大吵之后,对袁、王二人既恼恨又怵惕,认为此二人桀骜不驯,目无特委,今后一定会危害革命,难怪党的“六大”作出决议,要严厉镇压这些人,心里自此萌发了铲除袁、王二人的念头。

       1930年1月间,中央派了特派员彭清泉(即潘心源)来到永新县了解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情况,朱昌偕向彭汇报了袁、王的情况,特别是提到了自己对袁、王的担心。彭清泉当然早就知道党的“六大”的决议,也认为袁、王是革命队伍中的隐患,袁、王问题应该早日解决ol月18日,由彭清泉主持,在江西省遂川县的雩田墟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即雩田会议,会议作出了必须坚决解决袁、王问题的决定,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

       正在这时,发生了“罗克绍事件”,这成了袁文才和王佐被错杀的导火线。

       罗克绍是湘赣边界赫赫有名的反动人物,身任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五县联防团团总,是红军的死对头。他有个40多人的兵工厂,能生产步枪及子弹、手榴弹。袁文才、王佐一直想把这个兵工厂缴获过来,为自己所用。 1930年2月1 1日,罗克绍带着随身警卫30余人到茶陵县蕉坪其姘妇家过夜。袁文才、王佐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率部连夜急行军20多公里,攻打蕉坪,活捉了罗克绍。

       活捉罗克绍的经过,在袁文才部任传令班长的郑善致是这样回忆的:

       1930年刚过完阴历年,茶陵新游击队长吴光涛忽然跑来报告,说罗克绍住在茶陵江口二里远的蕉坪他姘头家。我们听到这消息,兴奋得恨不,能插翅飞到江口去把这个民愤极大的反动挨户团总抓来杀了,才解我们心头之恨。

       2月1 1日,袁文才、王佐率领部队从新城出发。那天,天气晴朗,早晨还打了很大的霜。我们吃过早饭就在草坪上整队集合出发。出发时,袁文才没说什么,只说去打茶陵。其实,他不说我们也都猜到了,部队开到虎爪坪吃晚饭时,袁文才才集合部队讲话,他说:“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每天可以造一条七九驳壳枪,我们要把它全部缴过来,对工人不要开枪,要向他们做宣传,要动员他们过来,给我们造枪。”傍晚时我们就出发了,那天晚上天空没有云彩,山路还看得清楚,袁文才要求我们不能点火,不能说话,分兵三路,向江口进发。袁文才、王佐带领的两路从虎爪坪经社背、龟边、狮子垇,到瑞口下去一个地方才分路,袁走大排里穿过去到江口,占领通往宁冈的东面高山。王佐沿河下到江口,从西面包抄上。第二中队由大队长周桂春带领从虎爪坪经社背、独立树下、龙星岭江冲下,占领蕉坪的南面,截断枫墟来路,防止国民党敌军增援。

       江口是个有百户人家的小墟镇,只有一条小街。蕉坪离江既大约两里样子,站在山上能够看清整个蕉坪,一条小河流向江口,和沔渡流来的大河在那里会合,小河的两边都有房子,是个二三十户人家的村庄。罗克绍的姘妇住在河对面的一栋青砖大屋里,也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一天亮,大概5点钟左右就听见江口响起了枪声,我们就下山过河,冲到他家,罗克绍刚刚爬起来,他是个高大粗壮的人,他披着一件中山装,还没有扣上,里面穿着葡萄呢的马褂,   头戴土产白色染成的黄大盖帽,一只手拿短枪,一只手拿着皮带还没有系上,对大门直出,这时王金标和刘汉生两个人冲上去,用枪指着他喝道:“不要动!”罗克绍拿起枪向他们开了枪,但没打响,马上就跑。大约走了百步远,门口一个沙坝,刘汉生把步枪一扔,扑上去双手卡住他的颈脖子,王金标脚上解下绑带把他的手反绑起来了。这时我们一起冲进了屋,捉到了他一个勤务兵,搜到了两根兵工厂造的新枪,楼上楼下搜了一遍,里面有很多腊肉腊鹅,他的姘妇从后门跑了,在她房内搜到一个白钢的水烟筒,抹得闪闪发光,还吊了红坠子,很漂亮。搜完后,我们在沙洲集合,这时,只见袁文才、王佐带领部队把兵工厂的东西挑来了,枪工抓到了十七八个,也押来了,东西由我们自己挑,没有捆他们,也没有叫他们挑东西。

       我们的部队回到枫墟吃中饭,吃中饭时,被袁王他们在江口打垮的残敌又在枫墟后山上向我们放冷枪,我们没有理睬他们。

       吃过中饭,我们部队开到杨家田,袁文才讲了话,总结了这次打仗的优缺点。袁文才说:“这仗取得了很大胜利,捉到了罗克绍,缺点是走了一半多枪工。”

       我们回到新城,袁文才给罗克绍松了绑,摆了酒菜招待他,袁文才还邀了罗克绍打麻将,他一点劲都没有。袁文才一边打麻将还一边跟他谈话。这事引起了谢希安他们大为不满,提出要杀掉罗克绍,我们也有些不解。中队长向我们解释:“杀了他,怎么到长沙去搞钢铁、洋硝。”这时我们才明白。事后,听说谢希安把这事报告了龙超清和特委。

       抓住罗克绍以后,有人主张把罗克绍杀掉,袁文才不同意,说:杀掉罗克绍有什么用?他还有六百支枪没有缴来。如果枪支缴齐了,打掉他还有点益处。如果不愿缴枪再作处理,是杀是关都不为迟。为了让罗克绍缴出兵工厂,并长期供给钢材、洋硝等原料,袁文才不但没有杀掉罗克绍,反而摆了酒席招待他,还给他安排了住处。罗克绍原想此次被捉必死无疑,想不到竟受到礼遇,大大出乎意料,待袁、王提出要他缴出兵工厂并供给原料时,他一口答应并信誓旦旦决不食言。第二天,袁文才、王佐便将罗克绍释放回茶陵了。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对袁文才不杀罗克绍十分不满,把这件事报告了湘赣边界特委和龙超清,说袁文才别有用心。

       袁文才、王佐所做的一切,事关重大,却没有向中共宁冈县委、湘赣边界特委请示报告,宁冈县委、湘赣边界特委对此事全然不知。但是“袁、王勾结罗克绍要反水”的谣言却不胫而走,朱昌偕得知后虽半信半疑,却甚为担心。他连夜召集边界特委负责人及永新、宁冈县委领导人开会研究对策。朱昌偕认为,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袁、王勾结罗克绍反水是真是假,但袁、王不请示特委擅自释放罗克绍却是不争的事实。再说,倘若袁、王反水是真的,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为了革命不致遭到损失,应该果断地先下手为强,除掉袁、王。对朱昌偕的这个意见,与会者均表赞同,湘赣边界特委便以此事作为动手的借口,最后通过了立即解决袁、王的决定。

       6
.袁、王蒙难永新县城
       朱昌偕和王怀他们知道,要诛杀袁、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袁、王队伍有700多人,队员个个强悍,硬碰硬难以对付,只能智取。朱昌偕提出:以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名义给袁、王去一封信,声称上级决定,边界各县红军警卫营、连拟编入红六军,袁、王部为红六军第3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即日开赴永新县城集合,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

果然,2月下旬,袁文才、王佐接到边界特委指示,要求他们集合部队开往永新,配合红五军去打吉安。天性机敏的袁文才已经嗅出一些杀气来。一天,他在宁冈东南特区大陇龙王陂,跟特区的陈次谋、朱斯安等人下棋时,情绪显得很低落,双眉紧锁,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跟你们难下几天棋了,现在已经下令调我们到吉安去。陈次谋马上说:“袁猴”(袁文才的绰号),你去打吉安,和红五军一起容易打败敌人。干脆把你们的好枪给我们留下,县政府的破枪你们带走好了。你们不愁搞不到好枪。袁文才并不理睬,心事重重地继续说道:我是去也可,不去也可。但是,不去又不行,人家会说我受编不受调,已经有人告了我的状,今年年成不好呀!说不定这一关难过了。
       说归说,袁文才还是没有想到自己此行会遭到不测。行前他还告诉战士们,打下吉安,缴到好枪,这些坏枪都不要了,要换成好枪。随后袁、王带领部队来到永新县城。特委早将住处安排好了,袁文才住在尹家巷二十二号,王佐住在尹家祠堂,部队则分散住在城内一些地方,与袁、王的住处有一段距离。

       22日晚,边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袁文才、王佐也出席了。会上,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根据龙超清等人的报告,未作任何调查核实,便罗列出袁文才的五条罪状,无非是擅自离队、不听调遣、包庇罗克绍等等,当众予以公布。袁文才依据事实,逐条进行驳斥。彭清泉恼羞成怒,将勃朗宁手枪“叭”的一声拍在桌子上,厉声质问:你到底有没有错误?袁文才答:我是有错误,但是,决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这时,王佐气愤不过,也把他的驳壳枪摔在桌子上,与彭清泉公开对峙起来。顿时,剑拔弩张,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会议间隙,王佐发觉有的部队在悄悄准备白带子,觉得情形不对,私下拉着袁文才说:老庚呀,我看这次怕是凶多吉少,还是把部队拉走,到九陇山去吧,袁文才虽然也觉得事态严重,但仍笃信中央的毛委员,说道:毛委员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半边哩!两人还为此争吵了几句。袁文才说王佐是牛眼看人,把人看得禾桶般大,吓破了胆子。王佐则反驳袁文才是鹅眼看人,把人看得太小,刀架在脖子上还不知道是在受死!袁文才哪里知道,边界特委对此事的处理完全绕开了毛泽东。所谓“毛委员来信”,只不过是特委一班人利用袁文才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耍的手腕。调他俩来永新,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当晚,朱昌偕和王怀就到位于永新与吉安之间的安福县洲湖红五军军部搬兵去了。

       多年以后,彭德怀在落难时,为了回答专案组那些荒诞无稽的质问,对自己的历史作了扼要的回顾。在谈到朱昌偕等人到洲湖搬兵一节,彭德怀是这样回忆当时情形的:

       在潘心元走后大约三四天内,一九三o年三月初,我们正将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在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习。某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当时公略已去六军,代远、邓萍和我在。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王在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现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件,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我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

       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三十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

       当时任红五军党代表的滕代远的回忆与彭德怀基本一致。他说:“我们错误地只听一面之词,彭德怀同志当即下决心,派郭炳生这个纵队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袁、王对特委的安排并未在意,更无防备。

       24日凌晨5时左右,朱昌偕率十几个警卫人员敲开了袁文才的住房门,随即向尚未起床的袁文才开枪。袁文才当即被打死在床上,副官李筱甫也被打死。住在不远的王佐一贯警醒,听到枪声,情知不妙,急忙爬起,在随从的簇拥下,直奔马厩,牵出坐骑,翻身上马,慌忙往东门疾驰,直奔禾水河上的浮桥,岂料河中浮桥已被拆断,王佐连人带马栽人河中。王佐不识水性,被湍急的漩涡卷入东关潭中淹死…

       对这两天的情况,袁文才部一中队传令班长郑善致有一个详细的回忆。他说:

       2月22日,我们的部队和王佐的部队一起在新城北门的大草坪里集合。那天袁文才穿灰色军装,腰间皮带上,别着二号白朗宁手枪,王佐身穿黄呢子衣服,身带驳壳枪,腰间皮带可以插10排子弹,他们站在集合队伍前,县里其他一些干部站在他们后面,还不时交谈着什么。我记得这些人中有陈梦平、李筱甫、刘辉霄、周桂春等。袁团长给我们讲了话,他高兴地说:“今天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上级来了一个指示,要我们部队配合红五军打吉安,胜利很有希望,打开吉安,缴到好枪,我们这些坏枪都不要了,要换好枪。”大家一听要打吉安,心里都很高兴,袁团长讲完话,部队就出发了。我们到达永新县城大概是下午5点钟左右,一到永新,特委就将我们的住宿地点安排好了,袁文才住在尹家巷22号,王佐住在一栋祠堂里,可能叫尹家祠。部队的住地与袁王住地隔了一段距离,二中队住在南门内的店铺里(即永新联席会议会址附近)。隔壁住的是茶陵游击队,三中队和二中队隔了三个铺子,接近东门方向,摊好床铺就天黑了。第二天我们在城里休息,我们看了采茶戏,演的是刘海砍柴,打彩时,谢华光(一中队长)打了两三块钱铜毫子,当日特委开了会。

       我和钟世升(大队司务长)很要好,这天晚饭后,一同到二队去玩,当晚就在二中队住宿,半夜过后,大概2点钟左右,我们听见枪声,钟世升说:“快看看去,枪响做什么?”我爬起来连鞋都没穿,穿着袜子走出去,   出门看,茶陵游击队住地门口,打死了一个卫兵,我回到房里跟钟世升说:“不知是否赌钱,打乱场。”忽听五军的人冲进茶陵游击队的住地,茶陵的同志说他们是茶陵游击队(后来听说茶陵游击队也发了白带子,但还未发下去),五军的人退了出来,冲到了我们住地,他们问我们是哪里的,卫兵说,我们是宁冈的,一下子冲进好多人,我们一看,红袖套上还扎了白带子,我们以为永新赤卫队反水了。他们冲进来说:“缴枪!缴枪!”枪都是挂在墙上,他们把枪取下来又说:“上刺刀!”这时我一听不好了,就在混乱的时候钻了出来,走到对面一个磨豆腐卖的店里,想从后墙爬出去。我还没爬上墙,忽然几根枪顶住我的背上,“你走,就把你打死。”我被俘押四二中队住地,一班人看守我们。一三中队听我们这边叫缴枪,马上关了门,他们从楼上,门缝里与红五军打起来了,一直打到天亮,有三四个人打断窗子杆,跳了出去,一个个打死了。天亮后,五军的人说:“不要打,我们是解决袁、王两个人。”

       与此同时,城中的第32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特委清点现场,找到了袁文才、李筱甫等人的17具尸体,内含第32团所部的6个连长。

       错杀袁、王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给井冈山根据地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杰出的红军将领含冤而死,同时遇害的还有袁、王部队的一些重要干部和战士,威震边界的红32团就这样消失了。更为重要的是,井冈山上的群众从此对党和红军不再信任了。对此,共和国上将李聚奎深有体会。根据他的回忆,特委发现袁、王部有少数人逃回井冈山后,派李聚奎率队上山搜索。但是,李聚奎这次率部上山,遭遇的情形却令他心寒——

       在“解决”王佐、袁文才并改编他们的部队以后,湘赣边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部队上山进行“搜索”。当时这一任务,由纵队党代表刘作述亲自交给了我们第四大队(那时我已到红五军,任四大队大队长)。我于4月初带领四大队上了井冈山,到处寻找王、袁余部的行踪,并派一些战士化装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却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的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以后,王佐的哥哥王云隆、袁文才的部下谢角铭相继反水,拉着一部分人投降了国民党,王云隆还当上了国民党的井冈山特区主任。从此,井冈山基本上沦为白区,党和红军的力量一直无法控制这一地区。            1934年7月,红六军团奉命突围西征之前,曾决定向遂万泰以及井冈山地区发展,以寻求一块稳固的后方基地07月中旬,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率部回师井冈山,但是,这一计划却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据他回忆:“7月18日至19日,我们围攻五斗江,7月23日围攻衙前。这一带都是山区,包括拿山、关背在内,地域广,回旋余地大。如果工作做好了,我们是可以不走的(指后来的西征)。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行过‘左,的社会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水’农民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标准等等。这样,就使群众情绪对立,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特别是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对井冈山原来的‘绿林’武装领导人后来成了共产党员的袁文才和王佐,作了错误处置,使湘赣苏区长期背了一个大包袱。当时,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都躲起来了,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我们的活动范围没有扩大。”

       在井冈山斗争中与袁文才、王佐结下深厚情谊的毛泽东,对两人被杀深感意外,明确表示是杀错了。他多次向井冈山的老部下谈及此事。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8月间(指农历——作者),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张国华回忆说:“1951年进藏时,毛泽东同志找我个别谈话,其中讲到袁、王问题,讲解决袁、王是不对的。当时他没有讲哪个不对,后来我体会到是彭德怀同志不对。毛泽东又说这个武装对我们过去是有作用的,闹点独立性也不要紧,就是‘反水,也不要解决。”

       1950年,袁文才、王佐被平反,党和政府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

       多年的历史冤案,终于有了客观的定论。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井冈山。这时距他离开井冈山已经时隔38年了。风物依旧,斯人永诀。毛泽东没有忘记当年那些出生人死、如今长眠地下的战友0 5月29日下午4时,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夫人兰喜莲,并同她们一起合影,表示他对先烈们的追思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