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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归井冈的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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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12-31 16:16

   在革命摇篮井冈山,有一个叫小井的地方,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水流过山谷,小溪旁松柏掩映的小山坡上,静静地立着一块深褐色的墓碑。这是井冈山上最常见的山石,没有经过任何的雕琢,小小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几个字: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墓地虽小,仅能立足,安息的却是平凡而高尚的灵魂;碑文虽少,仅十一字,彰显的却是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
       
曾志的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从15岁进人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湘南暴动、上井冈山、驰骋闽东、转战延安、奋战东北……到担任沈阳市委组织部长、广州市委工业书记、中组部副部长等,几经磨难,历尽坎坷,直到1998年逝世。70年前,她跟随朱德领导的红军上了井冈山,她以此为荣;70年后,她又以别样的方式和形态回到井冈山,她依旧以此为荣!如今,几乎每一位来到井冈山的人,都会在小井红军医院陈列室墙上的那张照片前驻足凝神,并记住了那位美丽的女红军的名字;同样,也会在她的那座简陋的栖身墓地前伫立哀思……
        1.巾帼不让须眉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 1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这一年正是大清王朝苟延残喘、千年帝制走向穷途末路的最后一年。曾志自小家境富裕,20世纪20年代就在教会学校和女子师范读书。她天资聪慧,长得漂亮,本可以轻松富足地度过一生。但是,曾志一点都没有大户人家千金的娇气,从小就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
       1926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湖南,呈风起云涌之势。在湖南第三女子师范学习的曾志,毅然投笔从戎,成为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小的学员,也是讲习所唯一的女兵。为了给女子争志气,她改名曾志。就在那一年的10月,15岁的曾志面对党旗立下铮铮誓言:从今后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从此,她的人生道路来了个急转弯,走上了一条血雨腥风、曲折坎坷的革命道路。在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她这样说:我开始思考一些革命和人生的重大问题,越来越坚定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斗争的大志。

       
湘南暴动后,曾志带着失去丈夫的痛楚,跟随朱德、陈毅来到井冈山。此时,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疯狂的军事“会剿”。曾志留在后方,担任了位于小井的红军后方医院——红光医院的党总支书记。医院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始修建的,曾志拖着怀孕7个多月的身体,与战士们一起上山劳动。当时,正值黄洋界保卫战打响之际,曾志在留守处带领大家削竹钉、设障碍、布疑阵,有力地支援前方的战斗,为这场军民联合、巧妙布阵、以少胜多的战斗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0年7月,曾志被派往厦门开展地下工作。那张为后人所熟悉的衣发型装扮时髦的照片正是在那个时候留下的。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为了纪念一场生离死别,曾志在照相馆里拍下了这张半身照,事后偶然路过那家照相馆,发现竟然被当作丽人情影放在橱窗里,而她当时却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要犯。她立即走进照相馆好说歹说,花钱买下来,保存至今。随后,她辗转厦门、漳州、福州等地,开始了白色恐怖笼罩的地下斗争生活。她凭借着机智勇敢,临危不惧,躲避敌人的盯梢、追捕,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

       1933年6月,曾志只身来到闽东投身游击斗争。在那里,她饱尝了语言不通、水土不服、敌情复杂的艰辛、危险与残酷,分享了与战友们并肩战斗共建苏区的快乐。她和叶飞、马立峰、詹如柏等一道,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发动全区工农武装暴动,建立闽东红军,推翻当地反动政权,于1934年初创建了闽东苏区。但也因为自己的年轻率性“收获”了她人生中最多的冤苦和最严厉的处分——撤销其福霞县委书记职务,留党察看4个月,“发配”寿宁县做群众工作。 1935年1月,国民党大举进攻闽东苏区。重病缠身的曾志与特委、红军独立师完全失去联系,被迫离开闽东。她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流落到汕头、广州、上海等地,开始了寻找党组织的漫长历程。然而,这一次离开闽东之举,后来竟然被指责为“政治动摇”,与之前的处分如噩梦挥之不去,在后面的多次运动中被反复折腾,直到整整20年后才得到撤销。从1935年2月离开闽东,到1936年10月找到党,其间失去了组织关系达一年零8个月。尽管她背负不白之冤,尝尽了世间的辛酸苦辣和人生的彷徨烦恼,却从未动摇过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和对党的忠诚。

       
抗日战争爆发,年仅27岁的曾志受党派遣,化名“曾霞”到荆门地区开展工作。她以“军民合作饭店”为掩护,往返于荆门、当阳、远安等地,接近国民党上层军官,并在军队与民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和国共合作,领导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张克侠将军(中共秘密党员)的帮助下,曾志利用党的地下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军民合作运输队”,为第三十三集团军运输军粮,保证了抗日部队的供给,使荆门这座被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后的死城起死回生。她的美名和事迹很快在荆门这一线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方圆500里防区内,不胫而走,传为佳话。
       
解放战争时期,曾志头戴大皮帽,横跨战马,飒爽英姿,奔驰在东北茫茫的雪原和一望无际的大草甸上。由于战事的需要,曾志指挥数万民工一夜之间破路几百里,阻止蒋军溃逃;但形势骤转,她又组织民工连夜抢修道路,支援解放军快速追击敌人。进入冬季攻势,她再次组织十万民工涌上数百里长的公路线,用大笤帚除冰清雪,扫出一条我军通向胜利的坦途……
       
全国解放后,曾志先后担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并兼任广州电业局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委工业书记等职务。其实她本可以守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身边,洗尽征尘,做一位贤淑的妻子。如果这样,就不是曾志的性格!她以男人般的果敢,从容指挥这支庞大的工人大军;又以女人特有的细腻,精心描绘这座轻工业城市的美好蓝图……正当她踌躇满志为国家建设奉献才智之时,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浩劫使她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她这一等就是10年!
       
文革刚结束,年近古稀的曾志被重新推上了领导岗位,出任中组部副部长。她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协助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排除“左”的干扰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她具体组织平反冤假错案,使大批长期蒙冤受害的老干部和科技人员得到平反昭雪,数以万计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她还参加了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工作,最终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推上了历史审判台,以告慰老一辈革命家屈死的魂灵……
      2.骨肉亲情深如海

       
人世间最伟大的莫过于母爱。但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曾志不得不做出让许多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的举动。这是特殊环境下对子女的泣血含泪的苦爱,这种母爱才是大爱,深如海的大爱!为了革命事业,曾志先后将三个儿子送给他人,历经骨肉分离之痛。
全国刚解放,曾志就四处托人寻找儿子,经过多方查找,1950年终于找到了第三个儿子,当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方毅派人把他送到在汉口工作的曾志身边。曾志望着儿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个17岁的小伙子——个头还不及10岁小孩高,而且是个跛子,身上穿一件六七岁儿童穿的美国救济破布衫。儿子流着眼泪向母亲讲述了自己的苦难童年。他4岁那年因营养不良患了淋巴腺结核,全身淋巴溃烂,长年脓血淋漓,又臭又脏。在他15岁时,福州教会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去掉两根肋骨,切除一个肾脏,清除了髋骨上的烂肉。命是保住了,但腿却跛了。回到母亲身边后,这个儿子才开始上学。由于他的刻苦和努力,后来考取了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在东北长期从事黄色炸药研制工作,后来才调到广东乐昌任工程师。凭着勤劳和智慧的双手,过着俭朴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从来没有要求母亲对他过去的遭遇做出任何的补偿。

       
曾志此生踏遍万水千山,而井冈山则是她心中永远的圣山!因为这座山有曾经与她并肩浴血奋战而英勇牺牲长眠于此的战友,还有在战火中托付给当地老百姓,如今仍然扎根大山的亲骨肉。
       1928年11月7日,曾志初为人母。井冈山原本缺医少药,偏又接二连三遇上难产、乳腺炎、产褥热等疾病。靠着同志们的悉心照料,靠着自身年轻旺盛的生命力,她终于闯过鬼门关,母子俩幸运地活了下来。事实上,这只是她革命生涯中历经无数磨难的开始。几十年来,她周旋于敌特警伪之间,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幸运的是,她12次与死神和病魔擦肩而过。当时,迫于战争环境,曾志跟随部队离开井冈山,她无奈地将还未满月的亲生骨肉,含泪送给了王佐部队警卫连的石副连长,取名石来发。后来石副连长一家也牺牲了,石来发跟着一位瞎眼老婆婆乞讨长大。1952年,在井冈山地方政府的帮助下,曾志找到了这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但是,在广州见面时,儿子怎么也叫不出“母亲”这个词,在石来发的记忆中,只有瞎眼老婆婆。母子相见,百感交集,泪流满面。儿子多么想留下来照顾母亲,曾志又何尝不想让儿子留在身边呢?可她却对儿子说,井冈山是父母战斗过的地方,父亲的遗志需要你继承。随后,石来发回到了井冈山,担任护林员,直到退休。他的儿子和孙子至今生活在井冈山。

       
曾志的第二个孩子是1931年在福州出生的,小名叫铁牛。1932年1月,厦门中心市委急需活动经费,便做出组织决定,将刚出生60多天的小铁牛,“卖”,给一个有钱的中医,换取100块大洋。尽管曾志很喜欢这个孩子,但她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孩子送走前,曾志特意带儿子去了中山公园。孩子送人了,也许一生也再难以相见。曾志久久地看着草地上可爱的小铁牛,一遍遍默记孩子的模样,心如刀绞,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从公园出来后,曾志又带孩子照了张全家福,才依依不舍地把孩子交给同志抱走了。由于刚出生两个月就断奶,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加之麻疹流行,可怜的小铁牛很快被到家中看病的病孩传染,不到一个月便夭折了。尽管大家都尽力瞒着曾志,可她还是知道了这一噩耗。后来,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努力压抑住心中的无限痛楚,一声不吭,默默地忙碌着,只是到了深夜,才一任泪水纵横,小铁牛的音容笑貌又仿佛浮现在我眼前……”
       
作为一个母亲,3个儿子都送了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今天我们也许难以理解,但是正如曾志所说:共产党人,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文革”中,曾志失去了挚爱的丈夫陶铸。曾志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和陶铸告别的情景:(1969年10月18日,无情的分别到了,我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该上路了,护士给他打了一支杜冷丁,他顿时就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仍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走出家门,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握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车子起动了,曾志小声吟诵起陶铸赠给她的那首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含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43天后,陶铸在合肥悄然病逝。之后曾志也被错误批判并遣送到农村劳动。对此,她不埋怨、不消极。她常说:“我是自觉参加革命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当官、为名利地位的,当普通老百姓,仍是共产党员,也能做贡献。”当女儿问起她对这段遭遇的看法时,她满怀深情地说:“革命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道路无怨无悔!”
曾志曾经以“一位革命的幸存者”为题写过一本自传,与她同时代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相比,她觉得能够在战火中九死一生,自己是幸运的;在对待个人得失荣辱时,她也始终没有忘记是一位革命的幸存者。在自传中,曾志写道:我的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我有过成功与胜利,然而也有过挫折和失败。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一直抱着积极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项工作和斗争。我始终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最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较轻、较淡。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

       1998年6月,在与癌症抗争了3年后,曾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不久,她要女儿陶斯亮替她清理存款和现金,女儿从80只装着工资的信封中掏出了几万元的现金,那是曾志多年逐月存下的。她反复叮嘱女儿:“一定不要扔掉那些信封,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都是我的辛苦钱,每一笔都是清白的。”尽管此时剧烈的癌症疼痛使得她浑身颤抖,但她仍集中意志说了这样一番话: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我的子女不得分这些钱,要将钱交给中组部老干局,给祁阳和宜章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当天,女儿拆看了母亲在牛皮纸袋上留下的遗嘱一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打搅;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埋在井冈山的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绝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登消息,不要写简历生平。……”曾志的一生都在追求崇高,却又如此甘于平凡;她选择轰轰烈烈地来,却又如此平平淡淡地去。当年的灼灼锐气如今已变成了似水的平静,但唯独对自己的信仰和忠诚不曾有丝毫褪色,对革命的热情不曾有半分减退,对物质生活的淡泊与对精神信仰的执著形成了巨大反差。

       
从15岁立下誓言,到87岁逝世,曾志70余年始终实践着入党时的誓言。作为战士,她英勇顽强,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作为党员,她信仰坚定,对党忠诚,虽经受误解、委屈、不公正处分甚至无端的伤害,但她始终面对困难不退缩,面对挫折不放弃,无怨无悔;作为一个母亲,她也需要家庭的温暖,亲情的呵护,可她为了革命大义,舍弃小家之爱,眼含热泪把亲生骨肉送人。她所奉献的早已超出一个女人,她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了一个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