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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缠万贯的“讨米人”刘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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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12-31 15:53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穿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是一首从当年的中央苏区流传至今,久唱不衰的兴国山歌。歌曲的内容只有四句,却是苏区干部艰苦奋斗、一心为民、克己奉公等优良作风的生动写照。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就是其中的典范。
       1933年12月21日至29日,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博生县(今宁都县)七里村召开,刘启耀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次年1月,刘启耀带领250名江西代表出席了在赤色首都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刘启耀能够当选为省苏政府主席和中央执委,这与他长期积极投身革命是分不开的。1899年,刘启耀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丧父,15岁便远离家乡,做长工、放木排,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26年9月,兴国县相继建立了党、团、工会、农协等革命组织,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兴起,刘启耀回到家乡睦埠村,秘密参加了农民协会,积极组织农民开展反地主高利贷等斗争。       1928年冬,刘启耀加人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兴国县各区、乡苏维埃革命政权相继建立,刘启耀被选为睦埠乡第一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睦埠处于红白交界地区,经常遭到当地五龙圩和七坊靖卫团侵扰,一些革命群众被枪杀,房子被烧。为了捍卫红色成果,刘启耀随身携带乡苏公章,带领地方武装辗转于龙口、睦埠等地,跟敌人进行迂回的游击战争。1931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迁至兴国县社门前,不久,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江西省职工联合会、江西军区总指挥部也在兴国成立,刘启耀调中共江西省委工作,当选为省委常委,在1932年2月召开的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江西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同时担任了江西苏区反帝大同盟主任。
       
革命的滚滚浪潮,将刘启耀一步一步推上了领导岗位。面对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望,刘启耀倍感荣光和责任的重大,同时也感到不安。由于他从未进过学校门,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一家祖祖辈辈都不识字,祖宗三代都是‘光眼瞎’,参加革命了,我连自己的名字只知道该怎么读,不知道该怎样写,别人把我的名字‘启瑶’写成了‘启耀’也不知道,只能沿用下来。”所以,在实际工作中碰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刘启耀首先感到的就是没有文化造成的不便。为了做好工作,他决心学好文化,从识字启蒙开始。他说:“现在一切文教机关操在我们工农劳苦群众手里,就必须要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我是一个革命干部,更要带头学好文化,虽然困难很大,但只有学习才会让人知道,没有天生下来就会的。”于是,他抓住一切空余时间,不论田间地头,不管白天黑夜,一有空闲就学习,虚心求教,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日积月累,终于从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逐步能够识字、读报、看文件。
       
刘启耀刻苦学习文化,勤奋自学的事迹,在全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苏区干部均以刘启耀为榜样,带头识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一时间,夫教妻、子教父,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很快在全省形成了学习的热潮。据1934年1月统计:“江西一省就有识字组23286个,组员12万人,仅兴国一县,进入列宁小学的学龄儿童即达12806人,夜校学生15740人,识字组员22519人,其中妇女占60%以上……”这种“扫除文盲的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毛泽东赞赏道:“这是人类精神解放绝大的胜利!”1934年2月,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得悉刘启耀在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天地里能如此勤奋、刻苦自学的事迹后,感到十分惊奇,他专程去看望刘启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瞿秋白不幸被捕,在狱中回忆起自己在中央苏区的一些见闻和感想,专门写了一段文字赞扬刘启耀刻苦学习、扫除文盲的顽强精神:“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他是一个长工。20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1934年8月间,我见到他的时间,他已经能够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
       为官不贪、清正廉洁、克己奉公、顾全大局”,是刘启耀一生品格的真实写照。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是发布通令规定省苏各级机关“反对铺张浪费,为革命厉行节约”,而且“必须是十二分的节俭,否则就成为革命的罪人”。他具体制定与组织实施《节约规约》,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不浪费一个铜板,不滥用一张信纸,不多点一盏油灯,不乱耗一支铅笔。他起草文件的毛边纸,先写铅笔,后写红笔,再写墨笔,正面写了背面写,真是节约到家。由于他逢会必讲“十二分的节俭”,大家听多了,耳熟能详,一见到他,便会善意开玩笑说:“啊,十二分节俭主席来了!”他总是一笑而过,回应道:“大家懂得节俭就好。”

       
当年苏区干部没有工资报酬,公家只发衣服、伙食费。 1933年9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开展节省运动,开源节流,支援革命战争。刘启耀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响应节省运动,自带伙食干革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88期,曾以《刘主席自带伙食去办公》为题作了如实的报道:“江西省苏工作人员,热烈响应节省三升米运动。刘主席自带伙食,直到粉碎五次‘围剿’。”报道中记录了刘启耀在省苏干部大会上的一段话,刘启耀说:“你们都很热烈地节省,我除四月份已自带伙食外,我从五月份起,每月都自带伙食,一直到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为止!”刘启耀每个月坚持回兴国老家背米去省政府办公,不要公家发伙食费。他的妻子一时不理解,埋怨他说:当了省主席,吃了公家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用。刘启耀耐心地向妻子解释并开导启发: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自己牟私利发大财,而是为穷苦百姓谋利益。渐渐地,妻子思想通了,还从行动上支持他的工作。随着前方战事越来越紧张,刘启耀的工作愈加忙碌,根本腾不出时间回家背米,他的妻子担心他缺粮饿坏了身体,就自己挑了两袋米,翻山越岭,从兴国县老家到宁都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去探望这位“一心为公”的丈夫。走进苏维埃政府机关,刘启耀正在办公广见到刘启耀,他妻子就开起了玩笑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刘启耀连忙一边起身迎接,一边却笑呵呵地说:“革命成功,吃穿不穷。”俩人的俏皮话,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俊不禁,一时传为佳话。刘启耀自带伙食办公的事迹在苏区广为传颂,也深深地影响苏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极大地激励他们支持革命战争的热情,他们自觉自愿“自带伙食”干革命,以实际行动捐助红军、支援红军。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8.6万余红军突围长征,国民党军队乘势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清剿”,刘启耀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游击区不断缩小。刘启耀与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曾山、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率领江西党政军机关和独立二团、独立四团2400余人的游击部队,从博生县七里、李园等村,转移到宁都县安福、甘坊地区,与当地的县委、县苏、游击队合在一起,灵活应敌。

       12月初,国民党第三路军陶峙岳第8师、霍揆彰第14师、孔令恂第97师,夏楚中第98师等部进占苏区腹地,构筑一道道纵横交错的严密封锁线,再严密“搜剿”。此时,中央苏区所有的交通要道均被敌人占领,红军被紧紧地包围在宁都县小布一带的黄陂地区。敌报称:“此一带地区,即伪江西军区及伪省苏盘踞地所,故各部前进,都极审慎,首先构成网状封锁线,制匪流窜,再抽调精悍部队分区搜剿,匪始犹负固顽强抗战,但鱼鲜既人鱼罩,已无法逃脱。”刘启耀等指挥部队与国民党军队多次恶战,早已弹尽粮绝。

       
为了带领部队突围,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刘启耀、曾山、李赐凡、娄梦侠、李美群等党、政、军领导干部立即在树陂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游击队中的老、少、妇、幼留下就地疏散,安置伤员,分三路突围,前往东固,相机追赶主力红军或从吉安转入湖南与贺龙部队会合。会后,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将一个褡裢交给刘启耀保管,里面装有金条、首饰和银元,这是红军战士们历经千辛万苦筹来的款子,还有每一位共产党员节衣缩食上交的党费,是中共江西省委全部的活动经费。这笔公款,绝不能丢失,更不能落人敌手。刘启耀将褡裢用油布包裹好,悄悄地找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挖了一个坑,将褡裢掩埋在泥土和乱石堆里。
       
部队兵分三路开始突围。曾山率领的第一路独二、独四团千余人,最先突出重围,与罗孟文率领的杨赣特委机关及十三团会合,后又被敌围困于崇贤北面的铜鼓鼎与大乌山区,虽多次组织突击,均遭重兵阻击而失败,部队全部被打垮,曾山只身化装经南昌往上海,罗孟文身负重伤,就地隐藏,秘密疗伤。第三路在洛口县游击司令员宁春庭的带领下,辗转山林中,也被国民党军队冲垮打散。刘启耀、李赐凡率领的第二路由军区教导队和警卫营组成,部队在突围途中,遭遇了强敌的“堵击围剿”,被围困在小布以北的崇山峻岭之中,经过十余天的辗转迂回,始终未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敌人越聚越多,气焰也越来越嚣张,战士们经常在硝烟弥漫中与敌军短兵相接,血刃相见。他们在孤立无援、天寒地冻、缺衣少药的境况下,频繁地迎击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终因敌众我寡、弹粮枯竭而伤亡惨重。省军区司令员李锡凡壮烈牺牲,娄梦侠、李美群等被俘。
       
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切块包围中被肢解成一个个小分队,刘启耀所在的小分队经过浴血奋战,被敌人逼上了山头。此时,刘启耀由于伤情不断加重,血水浸透了左袖和前胸,昏死在树林里,不省人事。敌人听到山上枪声稀落,知道游击队人员所剩不多,便更加疯狂地集中火力向山上猛扑。队员们走无退路,战无弹药,只好用石头和枪托与敌人作殊死搏斗。在这生死关头,刘启耀的同庚战友刘国龙当机立断,解下刘启耀的武装带,换上他的衣服,拿起他的驳壳枪,将昏迷不醒的刘启耀推进了死人堆中,然后把敌人引上山顶,壮烈牺牲。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江西军区的最后一块阵地后,立即清理战场,他们早就认定集中火力攻击的那位手持驳壳枪、负险固守的指挥官,一定是个大人物,在他的身上搜到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员证,上面写着刘启耀的名字和职务,于是判明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敌军官当即找来了随军记者拍摄了一张首级照片,上报邀功领赏。一时间,国民党的大小报刊大肆吹嘘:“击毙伪省苏主席刘启耀”。国民党的报纸,天花乱坠地自炫其功,以至于我党组织也无法弄清事实真相,1937年12月7日项英在延安向党中央报告《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时,还误认为:“刘启耀等省一级领导人被捉而牺牲。”
       
事实上,就在当天深夜,刘启耀被刺骨的寒风冻醒,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眼前战友们横尸遍野的惨状,令他痛不欲生。他强忍悲伤和钻心的伤痛,一路蹒跚来到深山密林中游击时藏身的山洞里,白天躲在山洞,天黑出去寻找草药医治伤口,以野果充饥,过着野人一般的穴居生活。半年后,刘启耀来不及等伤口痊愈,就急忙赶到埋藏金银首饰的地方,幸好由于地点隐蔽,东西完好无损。他取出褡裢系在腰间,开始下山寻找党组织。此时的刘启耀身上只有一件烂棉袄,头戴破斗笠,肩背打满补丁的布袋子,手拿一根竹杖,俨然一名乞丐。他本想走大路往湖南方向去寻找西移的主力红军,但国民党军队早已在湘赣边境设立了严密的关卡,盘查很紧,根本就无法通过封锁线。他只好隐姓埋名,滞留在遂川、万安一带,走村串寨,乞讨度日。渴了,喝一口山泉水;饿了,向附近人家讨点饭吃;入夜,就躺在茶亭庙角里。几个月过去了,谁也不知道这个衣衫褴褛、形容憔悴、蓬头垢面的叫花子,竟会是中央苏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的“乞丐”身上还藏有大量的金银首饰。虽然刘启耀“腰缠万贯”,但是他宁可沦为乞丐,讨米讨饭,忍饥挨饿,也从不动用分文。
       
刘启耀漂泊异乡,四处乞讨,他多么想念自己的妻儿老小,却是有家不能归,虽然他已死过一回,但是一日暴露身份,必然会被地主还乡团捉拿杀害。而家中发生的一切,他已有所闻,妻子谢招娇被伪联保严刑拷打致残,沿村乞讨;儿子流落他乡撑船养家糊口;女儿送人做了童养媳,一家人颠沛流离,令人痛心!刘启耀将心中的痛楚默默地压在心头,继续寻找党组织。他每到一个地方,一边乞讨,一边暗中打听当地党组织的下落。他几乎走遍了赣西南老苏区各个旮旯,秘密联络散落在当地的党员、红军和苏区干部。1936年底的一天,刘启耀在遂川欣喜地遇见了突围战斗负伤逃离虎口的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难友重逢,悲喜交集。他们商定,分头到遂、万、泰一带秘密寻访和联络坚持斗争的同志和战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联络上数十名失散的苏区干部和红军战士。为了便于联络同志,领导革命斗争,刘启耀在泰和的马家洲以办旅社为名,筹建了“赣宁旅泰同乡会”,接待过往失散红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先后组建遂川、万安、泰和、吉安等地下县委,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委,并被推举为临时省委书记。临时省委穿合分散流落在这一带的120余名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苏区干部,领导他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继续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我党在吉安建立了新四军通讯处。刘启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同罗孟文等人奔赴通讯处,把珍藏的巨款连同清单,悉数交给了办事处负责人之一的贺恰,由贺怡转交给新四军。后来由于国民党当局肆意破坏国共合作,斗争形势急剧恶化,刘启耀曾三度被捕,经多方营救获释。“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地方党组织的活动转入低潮,刘启耀再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留在泰和马家洲,以设棚卖茶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6年,刘启耀因患肺病无钱医治,贫病交加,客死他乡,时年47岁。离世时,他仍旧穿着那件破烂的长衫和补丁连补丁的单裤。

       
刘启耀离世后,当地群众将他安葬在他曾经来往奔波的青山绿水之间,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大伙儿在他的墓前立了块“无字牌”。刘启耀走了,走得那样匆匆,那样清贫,但是他的传奇和伟大永远镌刻在后人的心中,他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仰、廉洁奉公、甘于奉献的品质成为了无数共产党人永远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