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初心红色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Jiangxi Chuxin Re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Co. , Ltd.

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江西社会的演变

1
发表时间:2021-12-30 16:46

江西简称“赣”,地处中国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位于北纬24. 29'14”至30°04'41”、东经113°34'36"至118 28’58”之间。东临福建、浙江,南接广东,西连湖南,北地湖北、安徽,古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形胜之区”。全境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武夷山脉起伏于东,连接闽赣;罗霄山脉横亘于西,贯穿湘赣边界;五岭、九连山脉蟠结于南,构成赣粤天堑。地势周高中低,由南向北渐次向鄱阳湖倾斜,形成一个向北开口的不对称箕状盆地。全省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74%。

       “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秦统一中国之后,江西就直接统治于中央帝国之下。从汉代豫章郡至明清江西布致使司,在这漫长的2000多年历史期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江西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和人文地理中一个重要的区球,“更有节义之邦”之誉。在诗文方面,江西有着诸多文学大家:陶渊明,黄庭坚、杨万里、文天样,虞集、陈三立等人的诗;晏殊、晏几道、姜夔等人的词;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杨士奇、魏禧的散文;汤显祖、蒋士铨的戏典。此外还有《水乐大典》总编纂解缙、—代画圣八大山人、科学家宋应星和领衔设计故宫、圆明园、颐和园的永修“样式雷”家族等。可谓数不胜数。据统计,自唐至清,江西前后有进士1.05万人,占全国的10.67%;文科鼎甲(状元、榜眼、探花)117人,其中状元41人。江西籍历代宰辅多达100余人。有着“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门九进士”“朝士半江西”的说法,江西实际上成为宋明两朝中央政府的主要人才库。

与儒学一样,江西也是佛、道两教开源播流之地。东晋高僧慧远在东林寺结白莲社创立净土宗,推进了佛教中国化进程;唐代高僧马祖道一在江西创立“丛林”,怀海在奉新百丈山制定规章,有“马福且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之誉;佛教禅宗“五宗七家”中“三宗五家”源于江西。道教的重要流派天师道起源于江西龙虎山上清宫,元世祖命张天师“主领江南道教”,使之成为江南道教首领。正因为如此,者如庐山东林寺、青原山净居寺、云山真如寺、九江能仁寺和龙虎山天师府、西山万寿宫等成为全国著名寺观,香火旺盛。

       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江西社会的发展脱开了原有的轨道。1840年,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封闭的中国由此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一次失败。侵略者通过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迫使清政府同意将江西北部门户——九江列为通商口岸。1861年3月,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巴夏礼、海军中将河伯和派驻九江领事许士等到达九江,与江西省负责全权筹办九江通商事务的布政使张集馨签订《九江租地约》,划定九江府域西门外自龙开河沿长江往东至思口一带面积约150亩土地建立英租界,并规定界内所有居民住宅和店铺一律限期拆除。此后,美国、法国、德国、俄国、丹麦、日本、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也根据“一体均活”的原则,先后在九江或设立领事馆,或设立教会、学校,或开办商行、公司、工厂等。从此,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江西,就被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了。

       西方列强侵人江西后,通过设立租界和实行领事裁判权,在政治上破坏了中国的行政权和司法权。1862年3月,九江英租界正式成立。英国在租界内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统治制度;设立工部局,行使租界内的立法权和行政权;设立巡捕房,建立警察部队,负责维护租界内的秩序;设立法院、监狱,制定各种法规,对违犯法律的本国公民进行处理;设立税收机关,在租界内征税和罚款。这样,九江英租界成为中国行政和法律不能行使的特殊区域。美、法、德、俄、丹麦等国虽在九江没有设立租界,却由驻上海、南京、汉口等地领事兼任,荷兰、日本等国先后在九江设立了领事或副领事。同时,按照不平等条约规定,所有在江西各地经商、传教的外国人,均受领事裁判权保护,享有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和法律制裁的特权。他们在江西触犯法律,应交该国驻中国的领事处理,中国政府既无权关押,也无权依法制裁。不仅如此,即使一些入了“洋教”而借教会势力为非作歹、触犯法律的江西教民,也可得到外国传教士的庇护,迫使江西当局从轻处理,享有与中国民众不同的特权。

       西方列强还通过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控制着江西的经济命脉。他们通过攫取中国的内河航行权,垄断了九江等处的长江航运事业。英国先后在九江设立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祥泰洋行,日本在九江设立日清汽船株式会社,而中国在九江仅有一家招商局,包括九江在内的长江航运事业主要为外国的轮船所控制。太古洋行还开辟了九江至南昌的航运线,使赣江下游的早期航运事业也被英国侵占,使依靠木船从事航运的一批船民生计濒临破产。英国还通过在九江开办邮政局,控制了江西早期的邮政事业。而日本则通过该国东亚兴业会社和台湾银行借款修建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控制了这条铁路,并迫使铁路管理当局以低价出卖了该路在九江琵琶亭的江岸码头。至于设在九江的海关,从设立初期即为外国人管理。英、美、法、俄、德、日本、葡萄牙、比利时等国人先后担任九江海关的税务司职务,攫取九江海关的行政权和关税支配权。各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大量倾销,挤垮处于微弱地位的江西民族工业、传统手工业和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伞(布伞)、洋纱、洋布、洋铁、洋钉、洋线、洋肥皂、洋袜子等“洋货”,几乎包括了人民生活需要的各个方面的物品纷纷涌入。外国列强还通过出口贸易,掠夺了江西大量低价的农副产品和工矿原料。利用江西廉价的劳力和原料,在江西开办工矿企业,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总之,外国列强通过对江西经济的掠夺,促使江西自然经济解体。使刚刚兴起处于十分微弱的江西近代

工业和传统手工业濒临破产。

       西方列强侵入江西后,还以传教等手段对江西人民进行精神控制。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即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后,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就从广东韶关越过大庾岭进人赣南,沿途传教,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到达南昌,建立天主教堂。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罗安当到达九江,后又到达南昌,在南昌进贤门外建立天主堂。此后,又在九江和赣北一些县设立天主堂、仁慈堂、医院、学校等。从1867年起,美国基督教的美以美会、内地会侵入九江,建立甘南堂、化善堂、医院、学校等。1905年后,美国基督教会的中华圣公会、安息日会、循日会、英国伦敦会、浸礼会以及法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等也侵人江西,建立教会组织。到1908年,据当时粗略统计.江西“各省厅、州、县,天主、耶稣两教,华式、洋式各教堂,共有三百数十处之多。”不仅在许多县城甚至在县城以下一些小集镇设立教堂。这些外国传教士在江西的早期传教活动中,不仅散布所谓基督的“福音”和上帝的“天堂”,从精神上毒化江西

人民,而且还利用本国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借传教之机勾结地方官绅,庇护不法教民,欺压平民百姓。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相互勾结,江西人民更是苦难深重。首先,政治上饱受压担。人民补剥夺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民主权利。各省各地县、乡政权,则完全掌握在豪绅手中,他们各霸一方,劳动人民只能受其统治,毫无权利可言。他们还建立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遍及各地。不仅社会最底层的工人罢工、农民反抗要受到严厉制裁,知识分子和社会中上层人士对现实稍有不满,也随时有被加上“乱党”“国贼”等罪名受到迫害。

       其次,经济上备受压榨。从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历次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总是以强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而结束。历次战争的赔款,大大加重了江西人民的经济负担。仅以1901年八国联军战争的庚子赔款为例,这项赔款总数为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多两白银。从1902年起,江西每年要负担该项赔款200多万两白银。此外,还有因屡次教案而要负担的地方赔款。这些巨额赔款,榨尽了民脂民膏,对江西经济的发展是致命的打击。

       最后,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江西农村,虽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存在。地主、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的10%,却占有60%以上的土地。地主豪绅凭借土地对租种土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地租一般都占土地收获量的50%左右,有的高达70%。农民除缴纳高额地租外,还要给地主服各种无偿的劳役,缴纳各种贡品。高利贷剥削也很严重,全省各地农村流行的“一担谷子借九年,九十九担到堂前”的谚语,形象地反映了农民遭受剥削的严重程度。此外,在商业领域,豪绅地主和资本家也利用垄断市场,囤积居奇等手段,聚敛不义之财,置广大人民于水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