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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无产阶级的成长及其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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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12-30 16:30

江西无产阶级最早诞生在19世纪60年代九江开埠后,外国列强在九江开办的码头和工厂里。那时,美英等国在九江开办航运业,入港船只“随卖随去”,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廉价劳动力被招进充当运输苦力,成为江西最早的码头工人。1875年至1877年,俄国人在九江开办了两个砖茶厂,江西出现了第一批制茶工人。“顺丰砖茶厂经常雇用工人800-900人,它在福州、九江设有分厂,年产15万吨。阜昌砖茶厂经常雇用中国工人1300—2000人,它在福州、九江、上海、天津等地都设有分厂。”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官办企业、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民,江西工人数量才有所增加,工人阶级队伍才初具规模。民族企业最早的工人是从商办民用工业中产生的。1883年在南昌创建的罗兴昌机器厂,起初雇用27名工人,后来相继雇用了34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收回利权、抵制洋货的运动中,涌现一批企业。例如,江西全省铁路总公司、江西机器造纸有限公司、徐坊煤矿、江西内河商轮公司、江西省城电灯厂、吉样机器砖瓦厂、江西樟脑公司、乐平大振星纱厂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上述企业规模不等,大的如铁路公司.有几千工人。但更早出现而又集中的产业工人还要算安源煤矿工人。自1897年起、官僚张之洞、盛宣怀在江西萍乡主办萍乡煤矿,资本69.9万元,并向德国人借线,进行洋法开采,约有5000工人。

       进入20世纪后,随着近代工业企业的增多,江西工人阶级队伍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在1918年前后,全省产业工人约六七万人,其中矿产工人近2万人,陶瓷工人2万人,航运码头工人2000人,造纸工人2000人,纺织、加工、化学工业近5000人,公共服务人员2000人,铁路近2000人,制茶工人千余人。从这些工人分布的企业性质看,外国企业和官办企业中的工人约占工人总数的2/5,私营企业约占3/5。从这些工人分布的地区看,主要集中于南昌、九江、萍乡、景德镇等地;从这些工人出身看,大多来自乡村的破产农民和城镇破产的手工业工人。此外,全省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作坊的手工业工人还有6万余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生活苦难的人们一旦沦入工人行列,就须承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江西工人阶级的早期境遇同全国各地工人一样,是极端恶劣的。在工业相对落后的江西,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更为恶劣。在经济上受压榨,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第一,政治上受压迫,毫无人身自由。中国统治当局历来对包

       括工人在内的劳动人民实行严酷的压迫,从法律上肯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奴役和压榨,取消了工人的各种权利。不仅如此,各工厂企业还设有监工、把头,甚至雇用警察,他们均可任意打骂、监禁工人。在萍乡安源煤矿,自矿长以下各级职员及工头等,可以随意殴打工人。工人稍不如其意,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带蔑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署拘留横加拷打。其他各地也是如此。全省还有不少工厂和手工业作坊雇用童工或包身工。他们在劳动中稍有不慎,即遭工头毒打。

       第二,劳动时间长,收入少。辛亥革命前后,南昌一般企业中工人每人工作12小时以上,有少数工厂的工人竟达15小时之多,有的企业工人没有休息,—般都吃住在厂里。1905年开办的新建县徐塘煤矿,工人每日井下劳动13小时。安源煤矿工人,每日劳动均在12小时以上。工人长年累月地干活,工资收入却甚少。1912年,安源媒矿工人日工资只有0.25—0.30元墨西哥银洋。九江码头工人,工钱每月5元至10元,仅能维持个人生活,间有少数收人稍多的也仅够一家二三口之用。工人工资如此微薄,还经常受资本家克扣,不能按月发给。工人除受厂主剥削外,还要受包工头的盘剥。安源煤矿总监工王鸿卿,每月剥削工人血汗钱2000多银元,超过其薪水7倍。

       第三,劳动环境恶劣,生命毫无保障。1917年南昌20多家碾米厂,由于厂房狭小,设备简陋,厂内常年灰尘弥漫,不少工人染上肺结核。1919年南昌100多家纺织厂,大都厂房狭小,厂内棉絮飞扬。即使有上千年历史的景德镇瓷厂,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十分恶劣,常年在昏暗的油灯下工作,烟雾弥漫,既伤眼力,又损肺部。至于煤矿,劳动条件更为恶劣。安源煤矿工人下井采煤,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仅用一块3尺长的粗布裹身,在又矮又小的矿井内挖煤,并由工人口含小油灯.四肢爬行,将煤一筐筐拖出。井下也无通风、排水设备,经常发生透水和瓦斯爆炸事故。1905年,该矿东平巷一次瓦斯爆炸中死亡工人90多人。1917年8月的一次瓦斯爆炸又死亡工人27人。

       处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重重压迫之下的江西无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在历史上曾经运用各种方式,同反动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地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江西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起初表现在争取经济权利方面。1870年4月,新昌县天宝纸业工人200余人因反对纸槽主降低工资,在李世魁、李世昆等领导下,联合本县和邻县义宁州(今修水)红莲教徒举行罢工,先后到斜巷、邹家厂等开仓吃大户。后遭当地团勇镇压,李世魁等10余人被杀。1876年,景德镇瓷业工人1万余人为反对厂主供给恶劣饭食爆发了罢工斗争。这次罢工,规模之大为全国少有。此后,1907年和1912年,景德镇瓷业工人为增加工资又爆发了罢工,迫使厂主答应了工人的要求。

       江西无产阶级最早涉及的反帝爱国斗争,是从参与反对外国传教士到江西传教开始的。1862年3月,南昌发生驱逐法国传教士罗安当和捣毁教堂的斗争.就有大批手工业工人和码头工人参加。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时,景德镇也爆发了全城工人和其他城镇居民一道捣毁教堂的斗争,后当局出面干涉时,全镇瓷业工人罢工20余天。1906年2月,南昌教案发生时,也有不少工人参加,并爆发全城罢工,以配合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与此同时,江西工人阶级反对厂主与洋人勾结欺压工人的斗争也屡有发生。1905年5月,安源煤矿外国监工借口工人“做工贻误”扣发工人工资,激起工人罢工,捣毁矿局公事房和外国监工、矿局职员的住宅,痛打监工,夺取军械。这次罢工持续了3天,迫使矿局同意了工人提出的撤换外国监工、补发工资的要求。

       江西无产阶级早期政治斗争的突出事例,是参加1906年12月爆发于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早在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便陆续派遣会员回国策划武装起义。1906年夏,在日本留学的湖南籍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萍乡籍会员蔡绍南等奉派回国,“运动湘军,重整会党”,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起义。

       刘道一、蔡绍南等遵照黄兴的指示,在长沙召集革命同志会商后,分头运动军队,重整会党。负责联络会党的蔡绍南回到萍乡,通过儿时朋友魏宗筵,约集萍浏醴地区哥老会首领龚春台等百余人,在萍乡焦园秘密开会,议定以湘、鄂、赣、闽数省分布较广的洪江会为基础,联合哥老会和武教师会,组织相对统一的“六龙山洪江会”。在蔡绍南、龚春台等人的宣传鼓动下,许多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入会。数月间,洪江会成员遍及萍乡、宜春、分宜、万载及浏阳、醴陵等县。

              1906年12月4日,起义首先在萍乡北境麻石爆发。起义军以“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令”的名义,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主张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实现地权平均。12月6日,龚春台率起义军2万余人攻占萍乡上粟市,12月7日又占领宜春的慈化。12月8日,文家市、牛石岭、永和市、红绫铺等地相继发难后,萍乡部分矿工们又与其相呼应。安源以萧克昌为首领的哥老会6000余人,因没有得到提前爆发起义的消息,未能直接投入起义战斗,“但他们以枕戈待命的6000之众,和在矿区内尽可能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牵制了官府的注意力和大量兵力,对起义的一度胜利起到重要作用。”反动当局为阻止安源工人起义,起义后不多天,就诱捕并杀害了领班矿工萧克昌。

       这次起义声势浩大,清朝统治者为之胆战心惊。江西巡抚吴重熹和湖南巡抚岑春莫立即出动兵力,分别进攻萍乡、浏阳各处的起义部队。起义部队时聚时散,伺机反击,官军不能取得全胜,反而屡受挫折。于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两江总督端方从江苏,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会同作战。在官方优势兵力的围剿之下,这次起义最终被镇压了下去。

       江西无产阶级的早期反抗斗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意识,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些斗争,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以沉重打击,表现了工人不甘屈辱、不畏强暴的彻底革命精神,显示出江西工人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力量.是最有前途的阶级。但早期的这些工人斗争,主要是自卫斗争、经济领域的斗争,属于自发性质。斗争没有明确的政治、经济目标,仅局限于区域性,大都是小规模的,力量分散,参加的只是互不相关的少数厂矿行业部分工人,斗争手段简单、落后。

       由于当时工人还属于自在阶级,还只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没有科学的思想为武器,没有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除了一些零散的反抗外,斗争的组织者主要是会党及帮派组织。因此,这个时期的斗争大多归于失败。但这些早期斗争、为江西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